[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已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創新，尋找可以促進和保持經濟復蘇的辦法。在此基礎上，歐洲央行正在重塑自己的身份，試圖成為新思想和哲學的催化器]
　　
　　在最近召開的二十國集團財長澳大利亞會議上，美國財政部長杰克·盧稱：“與我們的一些歐洲朋友之間存在哲學差異。”接著，他敦促歐洲花更大力氣提振其長期萎靡不振的增長率。如此用詞令人震驚，也凸顯出歐洲探尋走出經濟萎靡之路的艱難。
　　
　　加拿大財政部長喬·奧利佛也加入了要求歐洲財政擴張的行列——歐洲央行內部似乎也有一些人支持這一立場。事實上，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支持依*德國等財政較堅挺的國家提高支出。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委員貝努特·寇爾及其前同事、現德國勞動部副部長耶格·阿斯繆森最近指出，德國應該“利用其現有空間采取措施促進投資、降低工人的稅收負擔”。
　　
　　事實上，世界上大部分人認為德國應該采取更為擴張的財政政策。根據這一觀點，緊縮是“反生產”的，因為它帶來了讓長期財政整合更加困難的減速和衰退。
　　
　　但德國人——以及一些其他北歐國家的人，可能還有一些中國經濟學家——仍有所保留。他們認為響應刺激要求只能導致更多的刺激要求，形成一個彼此強化的分肥狀態，一切財政整合觀點都會被排除在外。
　　
　　刺激與緊縮之爭由來已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時不時要求德國和日本充當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但直到最近，這一分歧都是從利益而非“哲學”角度出發的。美國人希望為其商品創造更高需求和更高價格；而德國人和日本人想捍衛出口行業。
　　
　　正如杰克·盧最近的講話所表明的，今天的問題來自于對立雙方信念體系的根深蒂固的分歧，關于公平和責任的意識形態問題壓倒了關于什么是對所有人最好的前進道路的務實討論。歷史學家羅伯特·卡甘在2002年指出，美國人和歐洲人不但世界觀不同，所處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樣。
　　
　　哲學差異極難調和。柏拉圖學派和亞里士多德學派斗爭了上千年，康德學派和功利主義學派也針鋒相對了幾百年。
　　
　　如此深刻的理論沖突會產生現實世界的后果，它們阻礙危機局面下的建設性討論和合作行動。對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根本性意識形態分歧，影響了十多年來的全球政治。
　　
　　現代政治進程和結構十分不利于協調(更不用說和解)哲學爭議。民主制度的產生就是為了讓競爭的各方利益達成協議，議會就是專門用來尋找正確的讓步以便在總體可接受的方案上形成一致。類似的，二十國集團等國際論壇之所以存在，也正是為了說服大量截然不同的國家，為了共同的經濟、政治或安全利益而將哲學問題拋在一邊。
　　
　　哲學并不只是在這里或那里稍稍退讓幾步、對難點進行模糊化處理以使最后一切都能通過。
　　
　　當然，解決哲學爭論也不是不可能的。通過正式辯論克服這些困難是“前現代”的標準做法。在16世紀初，德國貴族試圖解決新教改革家帶來的哲學挑戰，他們的辦法是把馬丁·路德請進來，與最著名的正統天主教神學家約翰·艾克辯論。
　　
　　這種辦法在現代難以看到蹤跡，但1944年聯合國[微博]布雷頓森林貨幣和金融會議接近于此。通過系統性地引入與建立國際體系，專家們創立了一個新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
　　
　　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央銀行已開始模仿中世紀哲學學派，用討論而不僅是政策本身來解決作為政策決定基礎的問題。比如，歐洲央行正在展開爭論以決定在何種條件下偏離財政正統能有利于長期穩定。這一爭論如何收場可能會決定一種新型的國際合作。
　　
　　如今，大西洋兩岸的政策進程都陷入了停滯，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已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創新，尋找可以促進和保持經濟復蘇的辦法。在此基礎上，歐洲央行正在重塑自己的身份，試圖成為新思想和哲學的催化器。
　　
　　但中央銀行的最高政策仲裁者的新角色充滿了風險。由于從它們的糾紛和分析中產生的解決方案是技術官僚的產物，因此可能引起民粹主義者的抵制。
　　
　　此外，中央銀行所產生的政策方針可能太過復雜，彼此聯系太深，無法有效運行。特別是，讓擴張性政策取決于一系列微觀經濟改革的實施頗有問題。要是在財政退路和結構性改革的復雜關系中只實現了一部分，其結果可能令人失望甚至令生產倒退。到那時，舊哲學爭論可能會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