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空降上海，出席由復旦主辦的“上海論壇2015”，并同中國頂尖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進行了一場精彩對話。
　　
　　在褪去了主席光環和壓力后，這位曾令市場愛恨交織的美聯儲前主席詼諧幽默地講述了危機時期的種種艱難經歷，評價了QE(量化寬松)的重要性和難處，也對加息對新興市場的潛在影響、中國經濟、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等問題作出了客觀評價。
　　
　　美聯儲主席不易做
　　
　　2008年那場始于美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至今讓人難忘，而這對大半任期都疲于應對危機的伯南克而言“真是痛苦”。
　　
　　“其實我受任時從未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這種危機。2006年，美國經濟還不錯，沒人知道會發生什么，因此我就毅然決然接受了美聯儲主席的職位。”伯南克的幽默詼諧實則暗藏著鮮為人知的心酸和壓力。
　　
　　回首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轟然崩塌，市場恐慌情緒高漲。“處理雷曼兄弟的問題對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于沒有收購者能承擔雷曼的債務，因此雷曼只能破產。但此后美聯儲聯合財政部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59.88, -0.34, -0.56%)(AIG)。和雷曼不同，作為保險集團的AIG擁有不少抵押物，因此我們出面拯救AIG，延長了850億美元緊急貸。”伯南克回憶稱。
　　
　　其實，伯南克不僅帶領著美聯儲在艱苦地抗擊危機，更是肩負了政治責任。他坦言，當時美國前總統布什對此救助方案表示懷疑，在他向布什總統報備救助計劃時，布什問“你還有什么別的選擇？”其回答，“只能這么做。”。布什最后只有表示支持。
　　
　　三輪QE幫助美國復蘇
　　
　　對于伯南克而言，QE是他在長期對危機理論研究后作出的決定，他表示即使時光倒轉，仍會選擇實行QE。
　　
　　其實，當伯南克在MIT(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便專注研究貨幣體系，他發現危機的兩大肇事方便是——貨幣供應不足(shortmonetarysupply)和通貨緊縮(deflation)，因此在2008年危機時，美聯儲希望保證貨幣供應充沛，并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助力金融系統，這便有了QE。當然，為了不使經濟過熱，還要設定一個通脹目標。(當前美聯儲的通脹目標是2%，為美聯儲兩大重要使命之一，也是加息時點的衡量標準之一。)
　　
　　說到通縮，伯南克回憶稱，“上世紀30年代，貨幣體系崩潰，物價每年以約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沒人買東西，企業也無意投資，因此通縮是當年的大敵人。”
　　
　　對于央行[微博]而言，降息是常規貨幣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于0，“因此我們不得不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
　　
　　回憶起過去的三輪QE，伯南克表示，“在實行QE1后，我們穩定了金融市場，2009年下半年經濟開始復蘇。此后，我們仍然擔心通縮風險，因此我們進行了QE2和QE3。我們認為QE對美國經濟有利，盡管QE不是萬靈藥(panacea)，但QE的確幫助了美國經濟，美國的復蘇比歐洲、日本都要迅速，當前完全不存在如歐日的通縮風險。”
　　
　　相較之下，在30年代大蕭條中，美聯儲沒有履行最后貸款人(lenderoflastresort)的職責(現代貨幣主義鼻祖弗里德曼認為30年代美國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是錯誤的貨幣政策的一場災難，美聯儲的無能與不作為使得本來可以在1930年就結束的大蕭條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也正是通過對30年代危機的學習和了解，美聯儲在2008年危機時積極展開行動，因此對于危機的學習認識很重要。
　　
　　若美國經濟強勁加息對全球有利
　　
　　除了回顧過往的危機時代，對于這位前美聯儲主席而言，當前備受各界矚目的加息時點也是難以回避的話題。畢竟現任主席耶倫(JanetYellen)曾是其共事多年的“最佳拍檔”。
　　
　　“我2002年來到華盛頓，同年8月5日進入美聯儲，作為決策委員會的候選成員，此前我從未在政府待過。當時，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被稱為Mastreo(大師)，我一度很擔心，格林斯潘名聲這么大，很害怕自己無法勝任工作。”伯南克說到耶倫也贊不絕口，“她經驗豐富，可以說比我更為豐富，她之前就是美聯儲副主席，是非常睿智的經濟學家。當前，耶倫其實是延續了我們此前共同制定的政策。”
　　
　　對于加息時點，伯南克避而不談，畢竟當前可能連美聯儲自己都心里沒底。不過伯南克還是給出了專業的分析——“我希望美國經濟保持增長。市場是基于預期的，因此溝通很重要，而且一切不僅是美聯儲的責任，也是市場的責任。但是，只要保證加息的時候美國經濟將復蘇、溝通明確，我相信不會有很大波動。如果加息發生在美國經濟強勁的時候，那么加息對其他國家有利。”
　　
　　即使伯南克對加息效應較為樂觀，但市場仍無法忘懷當年那場令人心驚肉跳的“退出恐慌”(tapertantrum)。2013年5月，伯南克釋放提前退出QE信號，導致國際資本瘋狂撤離新興市場。
　　
　　對此，他也解釋稱，QE的確有效，但很難操作。首先，QE沒有先例，我們沒有經驗，因此不知道結果到底如何。此外，與市場溝通存在難度。比如2013年5月的那場“退出恐慌”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時經濟已經有所復蘇，我只是說了一句‘如果經濟有所起色、通縮緩解，就會考慮削減QE’。但有些投資人天真地以為QE將永遠存在(QEEternity)，所以當時這些人聽了我的話之后，好像覺得明天美聯儲就會退出QE，這才造成了之后的“退出恐慌”，但是我認為當時我的溝通已經足夠明確了。反而到了2013年12月，我們宣布將會削減QE購債規模時，市場反而比較平靜。可見，市場溝通是多么微妙。”不過，伯南克表示，相信美聯儲仍會始終保證貨幣政策透明、溝通清晰。
　　
　　除了加息時點，其實美國的長期增速也備受世界矚目，畢竟“世界經濟引擎”對于全球的拉動作用不容小覷。
　　
　　“這沒人知道，經濟學家擅長的是告訴你以前有什么做錯了。”伯南克再次幽默地回避了對于未來經濟增速的預測，不過這似乎已成為一個嚴謹、專業的經濟學家的“慣用禮數”。
　　
　　不過，伯南克也坦言，美國增速會放緩，因為勞動力、技術創新的發展趨于放緩。當然，在危機后，企業和研發方面都沒有足夠的資金，現在經濟復蘇后，上述情況有所好轉，因此生產率可能會提升。
　　
　　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是增長的重要部分
　　
　　所謂入鄉隨俗，在上海“客場作戰”的伯南克也免不了要對中國經濟獻言獻策。
　　
　　“中國增速放緩是完全可以預見的(totally predictable)，中國不可能永遠每年以10%速度增長。企業越向高端邁進，增速自然會放緩。”此外，他表示，中國的放緩還由于經濟增長模式變動，過去中國側重基建、房地產等重工業投資，政府在其中會扮演更多角色，而現在中國向服務、高科技等產業轉移，需要社會創新，因此這更難控制和預測，不過從底端開始讓經濟有機地增長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資本賬戶開放及其風險和機遇也是當前中國的熱點話題。伯南克的回答也十分中肯。“毫無疑問，資本賬戶管制可以減少或抹平市場波動，但經濟也無法實現增長，因此開放資本賬戶是增長策略的重要部分。只是在開放之前，國家需要考慮清楚，只有經濟強勁、能夠很好地利用資本流入、具備應對資本外流的能力、知道如何聰明地用錢，這時開放資本賬戶才是對一個經濟體真正有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進行五年一次的SDR貨幣籃子檢視，各界對于人民幣加入SDR的期望高漲。
　　
　　“在人民幣加入SDR的過程中，中國更需要的是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才能真正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我相信，美元中期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伯南克評價稱。
　　
　　最后，當日興致頗高的伯南克也簡短談論一番“退休生活”。卸任美聯儲主席一職后，伯南克也沒閑著，只是沒了主席的擔子，日子輕松自在不少。
　　
　　“現在生活很不錯，我妻子也在教書，我也加入了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Institute，美國華府的中立派智庫機構)。我剛寫完一本新書，今年秋天將會出版。”伯南克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