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70年的局部戰爭史看，美國始終將戰爭作為其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工具之一。但對于國際石油市場，只要是由美國親自策動或出兵的、與產油國有關的局部戰爭，國際油價短期（1-3個月）幾乎都沒有上漲，并且更多的時候國際油價是在下跌。并不是在產油國發動戰爭，石油供給中斷，就會引起國際油價上漲這一簡單的結論。盡管戰爭與油價系已經跳出了傳統政治經濟學給予的結論，但它依舊沒能跳出戰爭的本質——轉嫁經濟危機。
 
　　盡管2011年美國用于進口石油和成品油的費用比2010年增加了1250億美元，但有專家計算，自2002年以來的5年間，美元貶值已使世界各國的21.18萬億美元資產嚴重縮水。通過美元貶值，美國直接“賴賬”3.58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可賴7160億美元。所以，二者相比，自然會選擇通過貶值和制造各種事端來維系其舉債立國的策略。
 
　　雖然美國經濟危機已經過去了4年之久，可舉債度日的哲學架構依然沒有改變，為了避免政府關門，就必須繼續舉債，且希望舉債成本越低越好。于是，在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后，美國評級機構陸續調降了近百家歐洲銀行的信用評級，將歐洲的債務危機引到了歐洲主要銀行的身上，迫使歐洲的各路資金回援歐洲母國的銀行，同時，也短期成功地將全球的避險資金再次吸引回了美國，使連續兩次量化寬松后本應貶值的美元，再次從美元匯率指數蛇形通道的下軌向上拉回。
 
　　但由于2011年9月22日至10月27日紐約商品交易所10年期國債期貨收益率暴增了39.68%，使美國財政部發債成本暴增。使評級機構“攻擊”歐洲銀行轉嫁危機的效率在遞減，于是，在此背景下重新開始催化和升級了伊朗核危機。
 
　　盡管伊朗是世界石油生產和出口大國，可美歐對伊朗的金融制裁和石油禁運，卻增加了全球主權財富等基金對金融資產避險的需求。從資本流向上看，2011年12月6日 至2012年1月31日紐約商品交易所10年期國債期貨交易者和總持倉量分別猛增了20%和25.38%，其中，杠桿基金和資產管理者的空頭持倉量分別增加了128.75%和45.23%。而其期權交易者和總持倉量也有同樣的暴增規律。因此，美國財政部利用伊朗核危機的避險需求，成功地、低成本地完成了在全球融資的預期發債目標。
 
　　而從石油市場上的資金流動情況看，2011年10月11日 至2012年1月31日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的ICE原油期貨和期貨期權總持倉量分別下跌了26.08%和24.63%，而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的迪拜原油日歷互換期貨、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的布倫特-迪拜互換期貨期權等合約的交易情況大體一致。僅有WTI原油期貨總持倉量增加了8.05%。
 
　　自從2011年利比亞戰爭后，美國為了控制國內通脹，從4月底之后，美國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持續提高了石油等商品合約的交易保證金。使交易者的交易成本暴增，迫使更多的交易商減倉或退出了石油等商品的非實物交易。即使伊朗核危機不斷升級，伊軍方又放言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并連續在霍爾木茲海峽進行軍演，可國際資本還是進到了美國國債等金融實物及其衍生品市場，或回援救助歐債危機中的歐洲銀行，幾乎就沒將伊朗的“威脅”當回事。
 
　　況且，利比亞戰爭后，美國石油企業在利用油價高位回調之際，大量拋售了商業石油儲備，減倉規模達6.32%，且至今沒有進行回補，這些對國際油價一貫反應機敏的美國石油企業，同樣沒有將伊朗的“威脅”當回事；再加上歐盟可以選擇通過戰略石油儲備調庫、融借，并與煉油裝置同步升級改造等組合方式消化伊朗對部分歐洲國家的石油停供。因此，種種跡象表明，除非伊朗、以色列或美國中的任意一方出現了非理性思維的混亂，否則短期國際油價波動就沒有伊朗核危機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