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的挑戰以開放、創新的思維面對‘新常態’,有所取舍地做出改變,不過切忌‘將小孩與洗澡水一起倒掉’。” ] 隨著全球經濟復蘇的鞏固,貨幣政策正常化也被提上議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總裁拉加德[微博](Christine Lagarde[微博])昨日在IMF“新常態下的貨幣政策”高層會議上表示,后危機時期,貨幣政策和央行[微博]業務不會“原路折返”。 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各國央行采取了大規模的刺激政策。日本、歐美大開貨幣政策“寬松大門”,利率迅速觸及零利率下限(ZLB),但是資本流動的大幅波動使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宏觀經濟管理愈發復雜。隨著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松(QE)、加息預期升溫,全球經濟逐步邁向后危機時期“新常態”。 該會議及IMF發布的備忘錄就此提出幾大核心問題:央行在一攬子使命的重壓下能否充分保持獨立性?溢出效應如何把控?國際貨幣政策合作是否具有價值? 央行獨立性受到挑戰 “曾幾何時,若在晚宴上提及你是個央行家,這將成為愉快交談的致命‘殺手’。因為市場對貨幣政策動向興致全無,每次無外乎上下調整25個基點。”拉加德幽默地說。 斗轉星移,央行家在危機中是絕對的“主角”,其在穩定金融系統上獻策獻力,并在政策行動上屢出奇招。當前,央行更是面臨一攬子使命,跨度之大將使其獨立性受到挑戰。 獨立性之所以重要,從美聯儲的一貫表現中便可見一斑。這里說的獨立性是指美聯儲制定具體政策時,不受總統領導的政府行政部門和國會的干預。 首先,貨幣政策獨立性保證美聯儲不必成為政府的印鈔機。美聯儲能夠獨立決定是否要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和購買的數量。若政府開支過度,美聯儲沒有義務為政府買單,也就避免了通過惡性通貨膨脹稀釋政府債務的情況。 此外,獨立性還意味著,美聯儲制定政策時不受總統大選等其他政治因素的影響。一般而言,短期內提高通[微博](79.14, 1.13, 1.45%)脹可以刺激經濟、降低失業率,這對于總統連任無疑是利好。但短期內提高通脹雖然會促進暫時的經濟繁榮,但會損害美國的長期經濟增長。 危機前,維持金融穩定曾被認為屬于微觀審慎范疇,央行的主要使命是維持中期價格穩定,貨幣政策的角色是金融崩潰后的“清潔工”。而在“新常態”下,為確保宏觀經濟穩定,其他中期目標(金融和外部穩定)可能較之過去將扮演更大角色,與之相適配的則是宏觀審慎工具、資本流動管理、外匯干預等。 長期價格穩定仍是當前央行的主要目標,而央行獨立性則是做好這道“主菜”的首要“食材”。 然而,央行官員是任命,而非選舉產生,因此這需要民眾和政府官員信任央行實現使命和創造福祉的能力。 備忘錄中提出了央行所承受的“民主赤字”這一概念。由于金融穩定程度難以測算,而危機一旦爆發則觸目驚心,因此政策失誤的后果立竿見影,這也導致央行在推行不受歡迎的措施時舉步維艱。當政府發現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的政治成本偏高時,往往不愿見其落實。可見,央行的確承受一定的“民主”赤字,在利率設定、信貸分配和金融監管方面都受到政府干預的壓力。 溢出效應和國際貨幣政策合作 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另一大焦點便落在其對新興市場的溢出效應上。 會議中,各方對貨幣政策走向取得大致共識,但就潛在溢出效應的溝通上尚存分歧。 《備忘錄》指出,當前國際互聯性之緊密超出預期,這就需要更緊密的貨幣政策合作。 此前, 印度央行行長拉詹(Raghuram Rajan)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行的一場有關貨幣政策的研討會上,對以美聯儲為首的發達國家央行所實行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大吐“苦水”。他強烈呼吁加強溝通,并稱美聯儲應該考慮短期和長期的溢出效應。 不過,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騰斯(Agustin Carstens)當即回應,美聯儲亦面臨現實壓力,它必須實現政策使命。他稱:“美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至關重要,一味同外界溝通可能會平添噪音,只要美聯儲對于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節奏把握適度,世界都會因此受益。” 當前趨勢很難不讓人聯想到1980年代的美聯儲和拉美債務危機。當時拉美國內基本面惡化,外債杠桿率過高,而且短期債務規模在危機前快速上升。此外,時任美聯儲主席沃克爾成功實行了一套抑制通脹的長期措施,政策利率大幅攀升。國際資本流動方向逆轉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導致拉美國家國際收支入不敷出,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引爆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然而,各國究竟應該進行更緊密的貨幣政策合作還是采取單邊行動,比如資金流管理、外匯干預? 備忘錄指出,在危機時期,國際合作能夠減少尾部風險,且收益顯著,央行自然樂見其成。例如,美聯儲和其他央行進行的貨幣互換,以及在2009年4月G20峰會上,各國領袖一致同意將IMF的融資承諾增加5000億美元。 盡管障礙尚存,但備忘錄仍然肯定了政策合作的價值。儲備貨幣國家的政策立場不一定同其他國家的商業周期一致,這將使貨幣政策陷入窘境,甚至是靈活的匯率機制也會面露難色。例如,一國由于國內因素加息,卻吸引了資本流入。盡管不確定性很大,但政策合作仍具現實意義,且合作不應單純聚焦邊際收益,而是側重預防風險和信任危機。 新常態下,不確定性和風險必將同發展共存,拉加德表示,“當前的挑戰以開放、創新的思維面對‘新常態’,有所取舍地做出改變,不過切忌‘將小孩與洗澡水一起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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