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英國之后，法國、德國、意大利均宣布計劃成為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澳大利亞和韓國也表示將盡快決定是否加入。G7中4個歐洲國家無視美國反對，決定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加拿大也表示正在積極考慮，這一舉動所掀起的輿論熱點大多指向中美競爭全球經濟規則制定的主導權。這一觀點似乎高估了亞投行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角色。
　　
　　毋庸置疑，在亞行之外設立亞投行，確是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努力改善自身國際地位的一個舉措。事實上，人們關注的與其說是中國主導亞投行的用意，還不如說是發達國家無視美國反對、申請加入亞投行。歐洲大國申請加入亞投行究竟是對中國的“遷就”還是對中國的制衡，抑或只是全球格局調整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步棋？這個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看到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調整越來越復雜，多極化趨勢正日益清晰。
　　
　　這種復雜性來自于當前世界經濟的調整，以及轉型所加劇的世界經濟超級大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綜合實力的相對變化。
　　
　　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出現見底企穩的跡象，2010~2012年間世界經濟增長連續大幅下滑和多次探底的反復趨勢消失了。發達經濟體以美國為龍頭逐步進入穩步增長軌道，英國的經濟增速在2012年后明顯回升，歐元區2014年經濟增長也轉負為正，預計之后將轉入低速增長。日本經濟受消費稅率上調影響出現大起大落，“安倍經濟學”效果逐漸衰減，2015年之后或將進入穩步低速增長軌道。危機后新興經濟體依*后發優勢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但隨著全球經濟的衰退，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也逐步回落，呈現出分化勢頭。金磚國家中的中國和印度增速稍有下降，俄羅斯和巴西則下降幅度較大。總體來看，世界經濟在分化中低速增長，危機后的深度調整仍未結束，全球增長動力還需進一步確認和夯實。
　　
　　全球經濟仍面臨深度調整是因為各國正處于危機和衰退引發的經濟發展轉型階段，結構改革和增長方式轉型尚需時日。發達國家在經濟結構不平衡和經濟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推進“再工業化”，引導制造業投資回歸國內，發揮制造業對生產效率的帶動作用，避免產業結構空心化。新興經濟體普遍存在傳統比較優勢衰減、經濟增長方式亟須轉變的情況。中國和印度正加緊推進結構調整，理順市場，促進創新。俄羅斯和巴西致力于提高國內投資率，完善金融市場。
　　
　　全球經濟調整和轉型進一步加快了世界主要經濟體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由于受到網絡泡沫經濟破滅的影響和“9·11”事件的沖擊，發展速度明顯放緩，綜合實力開始下降，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趨于衰落。
　　
　　首先，美國經濟增長率降低，在全球GDP的占比下降，經濟實力明顯衰落，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其次，隨著美國經濟疲軟，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導致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開始下降；最后，隨著經濟地位下降，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不斷減弱。
　　
　　與之相對，中俄印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新世紀以來，中、俄、印等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超過發達國家。全球危機后的一段時間內，中俄印經濟增長更是遠超歐美發達國家。快速的經濟增長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同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地位也不斷提高。
　　
　　國家綜合實力的相對變化及全球經濟的深度調整和轉型，正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發生重大變革。
　　
　　首先，全球治理體制從G7逐步向G20過渡，以金磚國家為核心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其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開始改革其份額和治理結構，有意增加新興經濟體的地位。
　　
　　再次，在2010年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因美國國會沒有通過而擱淺的情況下，金磚國家著手建立自己的國際金融合作機制。2011年，金磚國家簽署《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金融合作框架協議》，加強開展資本市場、本幣結算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2014年，金磚5國簽署協議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中國于2014年發起的亞投行也是這其中的一環。
　　
　　最后，由于WTO主導的多邊貿易談判始終沒有實質進展，全球多邊貿易治理的角色減弱，美國強力推進的TPP、TTIP、TISA談判以及新版投資協議談判，或將重塑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貿易投資治理。
　　
　　總之，隨著經濟大國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以及全球經濟調整和轉型的沖擊，全球治理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調整，無論是中國主導亞投行，還是歐洲大國有意加入亞投行，都是世界多極化趨勢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