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體經濟的角度來看，日本此次發生大地震的北部六縣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的7%，即3500億美元左右，而災后重建投資(對資本的替換)占到相應GDP的40%左右，也就是1000億~1500億美元。如果將這部分投資分成2~3年投入建設，折合成對GDP的年貢獻率也就是0.7%~0.8%。這樣的一個重建經濟總量顯然不能成為日本經濟走出長期低迷的轉折點。”

　　大地震發生前，日本的公共債務占GDP比例已經超過200%，即使排除地震后日本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累積效應，單從這一數據來看，也已經遠遠超過了歐洲出現債務危機時的情況。由此可見，日本因突發事件誘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一旦發生債務危機，必然導致貨幣危機，導致日元大幅貶值。在這一進程當中，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同樣實施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的美元走勢。從中長期來看，日元的走勢還是會沿著美元匯率需要的方向演進，日元自身很難主導自己的命運。

　　關于此次災難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和警示，筆者以為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重視。

　　其一，如果量化寬松政策演變成日本及其他發達國家的一種常態性貨幣政策，那么對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將會非常巨大。盡管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嘗試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但規模都比較小，而本次地震后，日本央行已累計注資逾50萬億日元。同時，日本政府還計劃發行逾10萬億日元的震后重建債券，日本央行將直接全額買入這些債券。

　　在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和匯率完全自由浮動的背景下，一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短期看是救助國內經濟，而長期來看，多余的流動性必然會向著收益更高的發展中國家方向流動。

　　這樣一來，量化寬松政策的短期受益者是發行貨幣國家，長期受害者則是貨幣接受國家。因此筆者認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應納入全球治理架構內來決策，任何資本賬戶開放和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無權單獨決定。即使短期不能形成全球范圍內的約束性協議，至少應該在道義上形成共識。無論如何，量化寬松不能成為一種常態化的貨幣政策工具，需要有個標準。對此問題，中國應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態度。

　　其二，此次日本地震為中國的投資選擇提供了一些新的啟示，包括巨額外匯儲備以及民間資本投資的管理和投向的問題。

　　其三，我們應始終對人民幣升值問題保持警惕。

　　從美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盡管QE2(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爭議越來越大，QE3估計無法推行，但并不能確定美國的貨幣政策一定會出現明顯轉折。奧巴馬提出的用5年出口倍增計劃來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需要弱勢美元來提供支撐。

　　影響美元匯率政策的最大變量是美國2012年的大選，如果2012年奧巴馬可以連任，則這個思路還可能延續，如果共和黨人重返白宮，則可能會發生較大的轉折。

　　在弱勢美元情況下，我們要防范美國將貨幣低估的壓力轉嫁給中國，在美元重回強勢的情況下，我們要防范美國對中國定向貶值。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應該時刻保持警惕，全局性地去考慮并提前做出一系列政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