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政府和我們歐洲及國際伙伴之間的溝通已經進行了三個月，就解決長達數年的經濟危機，讓希臘走上可持續復蘇之路交換了很多意見。可是，至今還都沒有協議達成。這是為什么？想要制定出一份可行的，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改革日程，到底需要哪些步驟？
　　
　　我們和我們的伙伴們已經達成了許多共識。希臘的稅務系統需要完善，國家稅收機關必須免于政界和企業界的影響。退休金系統狀況堪憂。經濟的信貸循環已經中斷。勞動力市場被危機摧毀，已經高度片段化，生產率的增長也陷于停頓。公共行政急需現代化，公共資源的使用必須更有效率。無法逾越的障礙阻止了新企業的產生。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受到了過多的限制。財富不均達到了令人吃驚的水平，阻止了整個社會團結起來，支持必要的變革。
　　
　　盡管雙方在這些問題上都有著一致的認識，但是要就希臘的新發展模式達成協議，還需要克服兩大障礙。首先，我們必須就希臘財政整頓的具體方法達成共識。其次，我們需要一份全面的，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改革計劃，作為整頓之路的基石，讓整個希臘社會建立信心的支點。
　　
　　說到財政整頓，方法至關重要。“三駕馬車”(歐洲委員會、歐洲央行[微博]和國際貨幣基金)多年以來依*的，一直是一種逆推法的邏輯：他們首先確定一個具體時間(比如2020年)，以及一個名義債務對國民收入的比率(比如120%)，只有按時達到目標，資金市場才可以按照合理的成本向希臘放款。接下來，按照對增長率、通貨膨脹、私有化收入等等因素相當隨意的假定，他們計算出每年必要的基本盈余，一直逆推到今天。
　　
　　在我們的政府看來，這種方法的結果，就是一個“緊縮陷阱”。當財政整頓被界定為在未來某一節點達到某一預定債務比率目標的工作，為此必須獲得相應基本盈余的努力就將使得私營部門無法達成預期的增長速度，進而讓整個財政整頓計劃脫軌。事實上，希臘之前的那些財政整頓計劃之所以全部遭受慘敗，關鍵也正在于此。
　　
　　我們政府的觀點是，這種逆推法必須放棄。相反，我們應該制定一個前瞻性的計劃，以和我們產出增長速度、凈投資和出口擴張相匹配的，合理的基本盈余預期為基礎。不然的話，就無法保證希臘經濟和債務比率的穩定。如果這意味著到2020年的時候，債務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會高于120%，那我們就應該想辦法理順，重新安排或者重組，大家必須明白，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確保希臘的債權人們將獲得的價值的最大化。
　　
　　要避開緊縮陷阱，除了就我們債務是否可承受的分析說服三駕馬車之外，我們還必須克服第二個障礙，即“改革陷阱”。我們的伙伴們一致堅持以前的改革計劃，但我們的政府不應該接受，因為那是以國際干預、工資和退休金削減、勞動保護的損失以及公共資產最大價格私有化為基礎的。
　　
　　我們的伙伴們堅信，只要假以時日，這樣的做法就能夠生出效力。如果工資進一步降低，就業情況就會改善；要解決退休金系統的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削減退休金；私有化應該以獲得更高的售價為目標，來償還許多人都(私下里)同意根本無法支持的債務。
　　
　　相反，我們的政府相信，這計劃已經破產，使得國民厭倦了改革。破產的最直觀證據就在于，盡管工資和成本都已經大幅下跌，出口依然沒有增長(經常賬赤字的消除幾乎全部都是進口崩潰的結果)。
　　
　　進一步降薪也不會讓出口導向型的企業獲得什么額外好處，他們現在都深深受困于信貸緊縮。退休金的進一步削減也不會解決退休金系統的真正問題(低就業率與大量勞動力不申報)。這些措施只能讓已經高度緊張的希臘社會結構受到進一步的破壞，使其無法為我們急需的改革計劃提供支持。
　　
　　我們和伙伴們目前的分歧并不是無法調和的。我們的政府非常急切地想要理順退休金系統(比如，限制早退休)，繼續推行國有資產的部分私有化，解決阻塞信貸循環的不良債款，建立一個充分獨立的稅務委員會，以及鼓勵創業。差異其實只是在于，大家對各種改革措施與宏觀經濟環境關系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有這些都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迅速達成共識。希臘政府希望找到一條真正行得通的財政整頓之路，找到一整套各方面都相信其重要性的改革方案。我們的任務就是說服我們的伙伴們，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建議是戰略性，而不是戰術性的，相信我們的邏輯是合理的。他們的任務則是拋棄那些已經破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