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地雷隨時都可能踩響，而眼下意大利和法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又可能接踵而至，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財政赤字與主權債務攀也升至二戰結束以來最高。評級機構穆迪的一項研究表明，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債務增加了約15.3萬億美元，其中八成來自西方七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則警告說，到2014年，二十國集團中的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債務水平可能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18%。西方主要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不是一天形成的，背后有著深層次的問題。
 
　　首先是歐元區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問題。歐洲貨幣聯盟是在1999年元旦成立的，初始成員有11個國家。貨幣統一之后，歐元區的財政政策并沒有實現統一，但貨幣和財政是聯動的，當一國債務達到一定程度后，其利率和匯率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比如利率升高，貨幣貶值，但是現在整個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這就意味著當單個國家債務過高的時候，并不會引起利率的上升或是貨幣的貶值，也就是缺乏相應市場反應�，F在唯一的反應就是國債收益率，而這是到了最后的危機時刻才出現，根本不能起到預警作用。
 
　　另外對于國家的危機，政府可以通過匯率和利率政策干預，比如日本的債務水平是最高的，日本政府可以通過“零利率”政策將債務一拖再拖，這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至少可以控制危機爆發的時間，給化解危機創造時間，但歐元區國家則不具備這種將危機往后拖的能力。還有，其他國家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可通過貶值本幣促進經濟增長，從而提高財政收入，渡過危機，但是現在的歐洲國家則已失去了這樣的可能，因此希臘經濟一直衰退但卻無可奈何。由于歐盟各成員國失去了利用貨幣政策來平抑經濟波動的工具，因此只能*各自的財政政策來應付經濟問題，這就加大了處理危機的難度。
 
　　其次是歐盟管理體制的問題。歐洲現在有以范龍佩(微博)為首的歐洲理事會，有以容克為首的歐元集團，也有以巴羅佐為首的歐盟委員會。但三個人中沒有一個是實權人物。歐盟是由其成員國的政府代表組成的，歐盟委員會沒有獲得充分的授權，并且各成員國的利益與歐盟的整體利益不少地方存在非一致性。雖然法國與德國的共同行動有時可以填補行政領導力的空缺，但兩國的共同行動會受到其責任感與合法性的制約。因此，歐盟沒有辦法提高工作效率。從目前的情況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之所以不斷惡化，是歐盟曾錯失了一個機會，即在2009年他們未能果斷解決銀行危機，那時市場狀況相對有利。如果希臘債務能在2010年上半年被重組，歐洲就不會出現如此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從2010年5月起，在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過程中，歐盟領導人顯得十分遲鈍，他們只能對危機的前一階段而不是當前階段、更不是下一階段做出反應。
 
　　第三是政府濫用舉債權。主權債務危機并非歐洲獨有，也非現在才有，比如非洲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也都發生過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并且出現過“倒賬”的情況，日本的主權債務危機一旦爆發，將比以上所有國家更嚴重。研究發現，凡出現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在政治上都是極端多黨制國家，西方多黨制一般分為一黨獨大制、兩黨制、溫和多黨制和極端多黨制四種，北歐國家主要是社會民主黨一黨獨大制，英、美是兩黨制，德、法是溫和多黨制，而“歐豬五國”基本都是極端多黨制。比如希臘本屆議會產生于2009年10月，各政黨的議員人數組成是：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160人，新民主黨91人，希臘共產黨21人，人民東正教陣線15人，激進左翼聯盟13人。愛爾蘭也是極端多黨制國家，最近兩次眾議院選舉均有超過十個以上政黨參與角逐，目前眾議院共有 6 個政黨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參加競選的黨派或政治組織一般不下30個，在議會中獲得席位的有10個左右。
 
　　在一般情況下，一個國家黨派越多，財政紀律就越差，國家欠債也就越多。這是因為在多黨制國家政府的欠債可以輕松留給下屆政府，除非實在拖不過去了，而現在被迫削減支出的國家，就是這種“財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國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國家舉債，比如在美國雖然設定了政府債務上限，但這一上限在過去十年卻被上調了10次，幾乎成為兒戲。
 
　　傳統認為，高福利必然高負債，但世界實踐證明，一國是否欠債，不在于這個國家福利有多高，而在于這個國家是否遵守財政紀律，高福利就要對應高稅收，如果既要高福利，又不愿高稅收，還不想欠債，世上哪有那么美的事！北歐那些公認的世界最好的福利國家，并沒有欠債，挪威甚至還有大量財政盈余。相反的例子是欠下了一大堆債的美國和日本，但這兩個國家都算不上福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