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民幣單邊升值持續時間長，而且一直是預期進一步升值，進而我國大多數外貿企業并不能承受這種價格趨勢，被迫轉型直至并非產業的創新或轉軌，相反是被迫于投機行為的發展，沒有了企業資質和品質本質的發展或提升，反倒呈現更大的困局和被起訴，貿易爭端和貿易制裁的擴大是貿易矛盾和困難的反應，并且形成效率不變和利潤下降的貿易逆差局面，我國企業的貿易環境急劇惡化。
 
    人民幣單邊升值使我國企業
 
    貿易環境急劇惡化
 
    機電產品尤其高新技術產品是一國制造業競爭力的脊梁所在，與加工貿易等低端制造業不可同日而語。根據海關統計，去年上半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金額增幅只有19.5%，其中高新技術產品更只有15.9%，低于大多數行業，而去年全年機電產品出口增速是30.9%，機電產品出口增速相比一般制造業出現大幅下滑，顯示出我國相對高附加值領域出口競爭力的下降，作為相對高附加值的機電產品經營形勢如此，顯示出我國出口的檔次在不斷下降。尤其是加工型為主的我國出口特色，伴隨人民幣升值使得出口企業的規模優勢喪失競爭能力。而大多數中小企業在利潤極低、產品能力較弱，尤其是政策傾斜較小中更難以抵擋人民幣升值態勢，更何況人民幣單邊升值加快，不僅已經導致大多數企業倒閉，更倒逼一些企業被迫走向缺少專業和資質的投機之路。目前又面臨房地產和產業結構，包括信貸政策調整的壓力，他們的生存發展面臨夾縫生存狀態。兩面受損和兩面夾擊使得我國的中小企業面臨生死存亡之命運。
 
    回顧我們匯率改革的國情狀況，尤其是我國經濟特色和周期特點，不難發現我們的匯改不對路子，既不是以我國國情需要，也有所違背國際規律和經驗之路徑或原則。從國際金融角度看，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反之當下則加重未來自我經濟結構的難度，這并不利于我國當前的宏觀調控，更不利于世界經濟相對穩定。首先人民幣升值超現實，嚴重違背了市場規律。其次是人民幣升值超定義，超越我國國情階段需要的價格因素，目前這種預期已經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優勢的發揮和積累，并不利于我國轉型和調整以及經濟穩固的需要和需求。第三人民幣升值超理想，美元霸權的抗衡過于簡單化，理想主義的對抗策略并不利于我們自己的發展與改革，相反對形勢和格局的誤判則加劇我們自己發展對策和戰略的糾結和壓力。最后是人民幣升值超低效，未能實現自己貨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張，改革的短期化和單邊性不利于專業化水平和技術性經驗的有效實施和發揮，我國匯率改革的立足點嚴重偏離改革的原則和初衷。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焦點關注不能脫離我國的利益訴求，并且不能違背市場技術規律的把握，我們現在的價格水平路徑是在囤積市場風險，并非是自己利益的長期發展。我國匯率改革已經6年了，但是至今我國的匯率制度健全依然存在嚴重漏洞和不足，尤其是技術和專業嚴重缺失市場能量和含量，應引起高度重視和關注。
 
    經濟數量必須
 
    與經濟質量相匹配
 
    另外從世界經濟規律和周期看，經濟形態的基本規律是實現農業，后工業，再服務業，三類產業循序漸進、逐漸強大，相互補充、相互扶持、相輔相成形成農業大國、工業大國和服務業大國地位和資質，既有利于自己發展、繁榮，也有利于世界進步、前行。然而，我國則是脫離這種基本規律，走了先工業、后農業、扭曲服務業的不倫不類狀況。工業缺少品質和資質，世界名牌少，世界問題多，只有大，沒有強。農業更是嚴重拖累經濟發展和前行，當前的通脹問題關鍵在于農業不足，農產品[12.27 3.11% 股吧 研報]價格壓力嚴重，投機炒作和流通炒作加劇通脹風險，進而導致經濟存在失控的可能，工業數量在減弱，優勢在下降。服務業則處于盲從、簡單、低級和低效狀態，不僅不能有效促進工業和農業發展和壯大，相反由于服務業價格和流程則進一步惡化工業和農業的環境與條件。經濟增長數量和速度是經濟質量的前提，但并非是關注經濟質量就是否認經濟數量或速度，兩者不能混談。前者是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特色，大量積累過程的必然過渡是必須有數量或速度指標作為標志的。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市場經濟的中級階段，經濟并非是簡單數量或速度推及進程，而需要與質量和效率相呼應贏得強國的地位，改變大國的單一性、簡單性，甚至低級性。因為我們既雖然經濟總量超躍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我們依然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我們的經濟競爭能力和水平只相當于日本1965年的狀況。最明顯的差異透過大地震的災民居住環境就可以看出差距。日本的簡易房屋就在住所配有浴缸、洗衣機、冰箱、彩電、烤箱等高級享受產品，我們則是屋子簡陋的解決生存或生活的桌子、椅子和床鋪，只是溫飽標準的救助。所以市場所關注的國民幸福指數并非只是物質指標，更需要精神、文化和道德，經濟數量必須與經濟質量相互配套，幸福指數將是全面和有效的。
 
    目前我國對經濟指標的關注與調整并非是放棄經濟追求的高標準，也不是簡單否定經濟改革的追求，而是使未來的經濟更上一層樓，更有利于我國國際地位和國民百姓的受益。我國經濟指標的關注并不是發生轉變，而是政府希望將經濟速度的關注轉向經濟質量的轉變，全面提升我國發展品質和效率。所以年初我國兩會期間溫總理在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未來5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目標，實現經濟增長年均水平7%，實現經濟總量55萬億元的目標。這兩個激昂的指標十分令人鼓舞，也使人理性。一方面是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非追求過高的指標數據，7%的中性標準是以我國的具體情況和現實基礎，雖然這低于我國現階段追求的指標，但卻有利于我國經濟長期、結構改革和健康質量的增強；另一方面是我國經濟增長效益攀升的趨勢顯示我國更加注重結構和質量的保障，這與我國當前的基本經濟思路——轉型是吻合的，也是我國經濟最大的難題和突破。透過這一數據我們看到的是我國經濟未來的遠景，我們未來的目標，進而對于制定規劃和措施是一個基準點。尤其是在當前我國處于經濟宏觀調整的關鍵和敏感時期，這一指標的指引將會有利于穩定市場和平抑社會心態。因為我們今年的經濟金融基本方針是回歸常態，但是市場的理解和社會的解讀是下降或收縮之類的言論，進而引起市場有點混亂、心里略有緊張，并且已經導致資金和投資狀況失真，不斷引起政策調整困惑和效率，逐漸形成不利于宏觀調控抉擇有效推進的局面。因此，面對我國非常時期和國際復雜時期的環境，我們的對策需要是以自己國情和適度節奏控制為主，絕不能追逐潮流和偏信國際輿論的誘導。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程度不足的國家，我們最需要的是適合自己和加快改變及突出效率，而非簡單雷同世界和模仿世界。
 
    匯改要有自身階段
 
    發展的訴求
 
    簡單的看，2009年我國城鎮化比例達到46.59%，我們只用了30年趕上西方國家200年的進程，我們的進程太快了！這種模式和速度帶來的好處與問題需要全面論證，而不能過于偏頗的關注某點好處，嚴重忽略不利和負面因素，延誤甚至錯亂我們發展進程和效率。過去10年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450%，目前我國的貨幣供應量是經濟總量的1.8倍，而美國只有0.6倍，日本、韓國不過是1倍左右。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的數量占多，13億人口的7.2億農民，并非是農民進城就是城鎮化的進步，農村建設為城市和農村被推進城市是兩種經濟結果的巨大反差，前者是經濟質量的轉變，后者只是經濟數量的堆積。反觀國外，包括我國的臺灣，最有錢的是農民，農民不愿意進城，農民具有政治影響力和較強社會地位，這足以使我們思考我們改革包括轉型的落腳點。我們有時有些走偏了，我國農業和農村問題的解決出了問題，觀念和思路上有不足，進而在農業改革上的路徑需要修正和改變。目前我國的貧富差異裂痕主要集中在城鄉差別，我們應該從實效和特色角度組合和改變，而非以形式或短期對換國民角色解決如此長期和根深蒂固的我國矛盾。對比國際經驗和路徑，我們有些值得思考的尺度和進度把握。我國經濟速度和數量轉換的未來是提高質量和效率，使我國從大國走向強國。從中值得思索，我們的匯改缺少的自己特色的需要，自己階段發展的訴求，以及自己保護對策的追求。
 
    我們的金融改革過于注重形式化的國際接軌，嚴重忽略我國特色的精神、文化和品質的對接，進而形似神不似的面子工程使我們的經濟利益和金融利潤受損，并不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和長遠的發展，匯率已經是一個關鍵因素和核心原因，直接連接價格、制度、規矩、規范和經驗多角度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