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超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沖擊、我們不應一味采取妥協式地沖銷，而應采取嚴厲措施，讓倒逼貨幣投放的資本流動從哪里來回哪里去。

  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在博鰲論壇上回答關于中國房地產泡沫問題時，急于撇清與美聯儲的關系，認為中國房價和美國貨幣政策沒有很大的相關性，把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歸罪于美聯儲沒有道理。

  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國的高房價是市場不完善的結果，難有相關政策去遏制房價；二是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了很多年，民眾變得富有了，但中國還沒有足夠多的、好的投資品，人們更傾向于儲蓄而非投資。

  既沒有高回報的投資項目，人們又不愿意把錢放在銀行貶值，自然就會把錢投入房地產等行業。據此，他對中國遏制房價上漲開出的藥方是：需要更加完善資本市場、讓資本更自由流通，以及完善貨幣政策。

  保爾森列舉的兩條理由，在他的思維有著一脈相承的邏輯。所謂市場不完善導致了高房價，其進一步的推論便是，要想抑制高房價，便是要建立更自由化的市場體系，似乎自由市場體制能夠穩定房地產價格。

  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直以自由市場經濟自居的美國，也遭遇了房價的大幅上漲（泡沫）及急劇下挫、并進而陷入衰退的不濟，美國政府或者美聯儲使盡百般解數，也沒能有效地遏制房價在其貨幣政策松緊交替之中惱人的上漲與下跌。而中國近年的實踐及房地產市場的表現，也充分說明，在經濟全球化加深、大規模國際資本流動之中，不完全市場化的調控手段對遏制房地產市場價格倒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實際上，中國曾嘗試過多種間接貨幣手段來調控房地產市場價格，最后均收效甚微，不得不借助于非市場化的手段，原因恰恰在于，美國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及資本流動，使得中國間接調控手段效果被大打折扣。

  由此可見，保爾森之釋表明，他不是對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實踐及效果不了解，妄自揣度，就是對自由市場的偏執狂而忘了美國自身仍未結疤的房地產市場創傷。

  保爾森說，中國老百姓不愿意把錢放在銀行，也完全不顧中國居民將大量的儲蓄“放心地”存放于銀行的基本事實。兩個數據的前后對比就充分地印證了這一點：新世紀之初，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僅為60241.80 億元，而到2012年2月，居民儲蓄存款已上升至了358370.51億元，是世紀初的5.95倍。

  至于說，中國老百姓放在銀行的錢在貶值，倒還符合實際，近年來，中國經歷的通脹悄無聲息地蠶食了老百姓放在銀行的辛苦錢，本想保值增值，卻在通脹中縮水不少。但是，中國老百姓的錢為什么會貶值呢？這其中，當然有貨幣當局沒有管好貨幣閘門的原因，但美聯儲為刺激經濟復蘇而采取的投機主義貨幣政策，借助于美元強權而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大量地轉嫁了通貨膨脹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正因為如此，巴西政府最近才對美國對全球經濟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操作表達了強烈的反對，乃至對美國發起了“貨幣反擊戰”。質而言之，美聯儲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及強迫人民幣升值的“弱勢美元”政策倒逼了中國貨幣的對內貶值并進而導致了中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為了弄清這一點，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國房地產價格上漲的主要背景。中國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漲，始于2002年前后�；仡櫮菚r的情景，不難發現，中國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的背景無外乎兩個方面。
 
  從國內來看，中國取消了住宅的福利分配制度，初步建立了房地產市場體系，極大地擴充了銀行放貸的抵押品范圍；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住房需求大幅上升；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引發了奧運景氣周期的預期，刺激了投資行為；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而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配合住房制度的改革，央行放松了商業銀行對房地產放貸條件的要求，刺激了房地產信貸的急劇擴張。
 
  從國際環境來看，中國成功加入WTO，開放了貿易及一定程度放松了資本管制；美國遭遇9·11襲擊，隨后美聯儲急劇大幅降低聯邦基金利率；2003年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不斷對人民幣施加強大的升值壓力，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增強。
 
  因此，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固然有國內不恰當的經濟政策的因素，美聯儲投機主義貨幣政策及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美元貨幣強權卻是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主因之一。
 
  正是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導致美國儲蓄率進一步大幅下降，在更加開放的全球市場體系下，美國消費的比其生產的多，貿易逆差迅速攀升，再加上美元利低率以及美國施加的人民幣升值政治壓力，導致套利和套匯資本流動迅猛增長，兩相疊加，倒逼了中國的貨幣擴張及儲蓄購買力的急劇貶值，也使得中國貨幣政策陷于相當被動的境地。
 
  例如，在2011年初，中國央行的外匯占款余額為14496.75億元，而到2012年2月底，外匯占款余額達到了234769.61 億元，11年左右的時間里增長了15倍有余。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房地產價格泡沫的傳導過程如此簡單明了，不用多說，是稍對中國貨幣供給機制有所了解的人都非常清楚明白的。若不是中國央行先是以央行票據、繼而以不斷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等諸多扭曲性的貨幣沖銷措施，中國恐怕早已因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而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更嚴重的房地產市場泡沫之中。
 
  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動曾讓其他許多國家深受其害，不乏先例。譬如，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動就導致過墨西哥比索危機、當下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實際上也不過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和深化，次貸危機又恰恰是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放松對金融機構監管的惡果。在美元強權之下的美國貨幣政策正在對、也仍將對新興經濟體帶來破壞性的沖擊：以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動的通脹壓力，讓新興經濟體飽嘗之苦。
 
  概言之，在資本流動越來越沒有國界的全球化市場下，美國投機主義的貨幣政策不僅對中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而且全球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當然，由于各國發展階段和資本回報率差異的不同，在新世界以來，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的不利影響更為突出，中國房地產市場受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尤甚。
 
  保爾森的“中國房地產泡沫與美聯儲無關”的說法，再次表明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美國一貫的經濟霸權思維還在作祟：將美國國內的重重問題歸罪于他國，而對美國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嚴重后果卻百般推諉和抵賴。
 
  在保爾森的思維邏輯下，他開出了中國“需要完善資本市場、讓資本更自由流通”的藥方。表面上看，他的“善意”是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但其背后卻隱藏著一個將中國納入到美國掌控、美元主導的全球體系之中的心機。因為，保爾森之方，醉翁之意不在于中國國內資本市場的完善，而在于中國應對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提供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以便于為美國更大限度地實現美元的貨幣強權。
 
  若中國完全對國際資本的流動敞開大門，則意味著，美聯儲的低利率與超負荷開動美元印鈔機的貨幣政策，能夠得以更便利地將泛濫的美元流動性導入到中國、更便利地轉嫁美國的通貨膨脹成本。如此一來，美國在應對經濟衰退、金融危機之時，可以更激進、更大規模的刺激性貨幣政策，為美聯儲的QN創造條件。
 
  中國應對保爾森之診有清醒地判斷。美國自身出了問題的時候，往往要求其他國家采取協調行動，以盡可能地讓美國走出困境；在其他國家出現問題的時候，它不是隔岸觀火，就是幸災樂禍。無疑地，美國對中國房地產市場抱有同樣的心態，中國房地產泡沫的興起與破滅，會極大地拖延全球經濟多極化的進程，在美國長期的低增長率時期，仍得以保持其對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
 
  對中國而言，面對美國超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沖擊、對中國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不利影響以及美國向中國的通脹輸出，不應只是一味妥協式的沖銷，而應該采取嚴厲的措施，讓倒逼貨幣投放的資本流動從哪里來，就回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