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政府在財政節制上的堅持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金融上的需要。歐洲負債累累的國家必須支付遠遠高于德國的借款成本，而美國與它們不可同日而語。美國政府債券的利率一直在下降，目前處于接近歷史低點的位置，這意味著金融市場預期的是通縮，而非通脹。

　　奧巴馬總統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美國人對公共債務的累積深為不安。通過將2008年的崩潰及繼之而起的衰退與高失業歸咎于政府失職，共和黨的敵對策略可謂相當成功。

　　然而2008年的崩潰主要源于私人部門的失靈。美國(和其他國家)監管者的失誤之處在于疏于監管。如果不施以救援，整個金融體系可能依然癱瘓在床，讓后來衰退的深度和跨度遠甚于實際結果。類似地，美國的財政刺激方案是必要舉措。至于大部分資金被用來支撐消費而非糾正內在失衡，這也是時間緊迫情況下所無法避免的。

　　奧巴馬政府失誤的地方在于救援銀行體系的做法，即通過收購銀行有毒資產和供應低成本資金的方式來幫助它們填補窟窿。這一做法同樣是受政治考量的驅使：向銀行注入新權益原本是更為有效的手段，但總統害怕被扣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的帽子。

　　這一決定適得其反，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反響。公眾一面忍受著信用卡費率從8%飆升至將近30%的痛楚，一面卻目睹銀行賺取豐厚利潤和支付高額薪酬。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正是利用了這股怨氣，現在奧巴馬先生已經轉入防御。共和黨的運動反對任何進一步的財政刺激，現在政府表面上也得對財政節制大肆贊美，即便它意識到現在削減赤字可能為時過早。

　　我認為現在非常有必要實施進一步的刺激。無可否認，累積國家債務來并不能無限期地維持消費。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失衡狀況必須得到糾正。但是在存在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削減政府支出，顯然是無視歷史的教訓。

　　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區分投資和當前消費，提高前者同時降低后者。但這在政治上似乎是站不住腳的。大部分美國人確信政府沒有能力管理旨在提高這個國家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

　　同樣，這種信念也并非空穴來風：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將政府稱為壞蛋結果造就了壞政府。然而所謂刺激支出不可避免會被浪費的說法則是絕然錯誤的：“新政”(New Deal)造就了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紐約的三區大橋(Triborough Bridge)和其他眾多今日仍在使用的公共設施。

　　況且，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私人部門并未利用可獲得的資源。奧巴馬先生事實上對商業界相當友善，大大小小的企業正在有利可圖地運營著。但它們并未將利潤用來投資，而是在囤積流動性。也許共和黨獲勝能夠提升它們的信心，但與此同時，投資和就業需要財政刺激(相比之下，貨幣刺激更可能激勵公司互相吞并，而非雇傭工人)。

　　多高的政府債務為過分，這是一個未決的問題，因為對公共債務的容忍高度依賴于流行的觀念。附加于利率的風險溢價是至關重要的變量：一旦風險溢價開始上升，當前的赤字融資率將變得不可持續。因此轉折點是反身的和不確定的。

　　以日本為例。日本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接近200%，為全球債務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日本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僅略高于1%。究其根源，在于日本的私人部門對投資海外興趣缺缺，因此寧愿要收益率為1%的10年期政府債券，也不要收益率為零的現金。只要美國銀行能夠以接近于零的利率貸款然后購買政府債券，而不必付出權益，同時美元對人民幣不貶值，美國政府債券的利率很可能也會邁向同一方向。

　　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應該將貼現率維持在零附近，以及無限制地債臺高筑。正確的政策應該是盡快降低不均衡狀態，同時讓借款的增長速度最小化。實現這一目標可以有多種手段，但奧巴馬政府在經濟運行仍遠低于產能的情況下讓預算赤字在2013年前減半的既定目標卻并非其中之一。投資于基礎設施和教育是可取之法，通過讓美元對人民幣貶值而制造適度通脹亦然。

　　前方的障礙并不來自經濟學，而是被黨派和意識形態所利用的關于預算赤字的錯誤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