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根本不在于價格，而在于定價權和主導權。央行15日宣
　　
　　布，自2014年3月17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1%擴大至2%，這是中國在掌握貨幣定價權、推進人民幣“再平衡”發展的方向上又前進了一步。
　　
　　從本質上說，目前的人民幣國際化是在國內金融改革尚未完成，利率、匯率等金融價格尚待市場化，資本項目管制沒有完全放開的背景下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被動接受風險，不如主動加快改革。應該講，由于人民幣現在還不是完全自由兌換貨幣，境內和境外市場仍處于分割狀態，這樣兩種匯率形成機制的差異必然會留下更多的風險溢價和隱患。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經濟大國，不可避免地存在貨幣錯配問題，外幣資產和外幣負債增長嚴重不均衡，積累了巨額的凈外幣頭寸，產生顯著的貨幣錯配缺口。
　　
　　人民幣貿易結算累計已經超過4萬億元，其中約90%集中于進口業務領域。貿易結算的單向偏離，讓人民幣國際化淪落為貿易部門賭人民幣升值套利的工具，并由此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外匯儲備繼續累計增長以及外債結構短期化。如此一來，短期資本流動的風險在增加，并拖累貨幣政策調控。
　　
　　此外，人民幣套利風潮也隨之興起。熱錢通過虛報收入流入中國；而人民幣對美元的離岸與在岸市場匯率差擴大，導致在市場間不斷進行雙向“套利”和“套匯”，這也是近幾年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跨境人民幣業務快速發展帶動了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顯著上升。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報告顯示，人民幣已躍居全球外匯市場交易最活躍的十大貨幣之列，交易地位從2010的全球第17位躍升到現在的第9位，日均的成交額增長2.5倍。不過應該看到，這一現象背后是人民幣持續多年的單邊持續升值，而這種建立在人民幣單邊升值基礎上的本幣國際化過程并不可*，這方面日元的國際化就是前車之鑒。
　　
　　日元經歷的大幅升值讓日元積累了大量資產泡沫。據統計，1984~1989年的5年中，日本銀行以日元計價的跨境資產和負債總額年均增速超過60%，其中歐洲日元離岸市場成為日本境內銀行獲取短缺資金的新渠道，增速甚至超過央行本國的貨幣發行，特別是日元長期保持低利率使得日元淪為全球的套利和融資貨幣，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
　　
　　因此，人民幣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必須打破單邊升值的“魔咒”，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勢在必行。1994年1月，我國進行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進行匯率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日波幅限定為千分之三，2007年5月調升至0.5%，2012年4月擴大至1%，而兩年后央行再次將波幅由1%擴大至2%。這表明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匯率形成機制初步形成，匯率波動彈性增強。與此同時，央行再次明確表態，未來將基本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逐步擺脫依*外匯占款供應基礎貨幣的模式，將提升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增強貨幣定價的自主權。
　　
　　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必須強化外匯市場與貨幣市場的聯系。如果有靈活的利率調整政策和有效的利率市場化機制，利率上下波動即可消除利差，尤其是短期利率對調節匯率、打擊投機資本的沖擊非常有效，從而可以穩定人民幣匯率，降低外匯市場的波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