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出于何種原因,中國4月—7月連續增持總額236億美元的美債,注定是一筆失敗的交易——自8月5日標普調降美國主權信用后,美元相對人民幣已貶值近1%。而這與中國所持有總額近1.2萬億美元的美債,可能遭遇美國QE3將要形成的更慘重損失而言,顯然是小巫見大巫。

　　美國似乎在重復20年前的故事,試圖通過美元對主要債權國貨幣的急速貶值,以達到自我挽救的目的。1985年,美國壓迫當時最大債權國日本簽定“廣場協議”,并于此后10年,美元對日元貶值300%,大幅稀釋自身債務。在將日本經濟拖入“經濟黃昏”的同時,美國經濟實現了再次騰飛。

　　這一幕今天在重演。在中國高速增持美債的最近10年,美元便加速了對人民幣的貶值。從2005年7月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算起,6年內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已逾20%。這樣的貶值速度或許并不可怕,但是在持續惡化的美債危機面前,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2年美元對人民幣將會有更大幅度的貶值,貶值幅度極可能超過30%,以期加大美債的稀釋力度,再度完成美國經濟的自我救贖。

　　一邊是美元貶值,一邊是美債加大發行。實際上,自1973年與黃金掛鉤的布林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債在絕大多數年份均呈增長態勢。美債的持續增加,與美元實行浮動匯率制后,美國的“超級金融公司”邏輯密切相關——通過持續發行美債,獲取持續資金注入,然后再轉投海外。如此,只要其海外投資回報率高于美債利息,即可獲利。而這之于美國很容易辦到,只要增加美元發鈔,不僅可以通過美元貶值稀釋債務,更可通過他國貨幣的相對升值,推高其在海外投資的回報率。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貿易順差獲取美元儲備的他國,為了確保一定程度的保值,不得不再去購買美債。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看似完美的循環獲利模式,顯然不可能持續。一方面在掠奪式的“美元霸權”面前,歐盟1999年發行歐元并于2002年正式流通,直接挑戰并相對消弱了美元的全球壟斷地位。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在經歷發展初期的資本極度稀缺之后,對資本的饑渴程度明顯減少,當前部分新興國家的國際收支賬戶甚至已呈現出資本凈流出狀態。

　　企圖再次通過美元貶值挽救美債,在全球貨幣新格局和全球流動性過剩的當下,顯然已難以為繼。更何況,當前美債總額已逾13萬億美元,占GDP比已近100%,債務利息已占其年財政收入的14%左右。

　　當然,如此糟糕的財務狀況,與300年前的英國相比并不嚴重。其時,英國為擴張軍力大肆舉債,債務利息一度占其年財政收入的50%。而且,在嚴重失衡的債務面前,當時的英國成功化解了債務危機,其全球霸主地位更于此階段初步確立。

　　但是,當下美國并非當年英國,伯南克更非牛頓。的確,1699年擔任英國鑄幣局局長的牛頓,主導了聞名金融史的英國貨幣改革——即用黃金結算逐漸取代之前的白銀結算,再通過白銀相對黃金的大幅貶值,稀釋英國之前巨額的白銀債務。牛頓開啟的英國貨幣改革,通過其后70年的延續,成功地讓白銀大幅貶值近5倍,并用黃金完全取代白銀成為結算貨幣,使英國成功化解了當年的債務危機。

　　但牛頓通過貨幣變相貶值化解債務危機之舉,伯南克顯然難以復制。姑且不論300年前金屬貨幣的變相貶值,與今日美元作為信用貨幣貶值的相異性。就當下美國實體經濟而言,與300年前的英國相比,亦具有不可比性。首先,其時通過《權利法案》的英國,逐漸萌發的自由經濟在當時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現代經濟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亦于1776年出版;其次,在實體經濟層面,英國于1765年開啟了以珍妮紡紗機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并于20年后率領英國進入嶄新的“蒸汽時代”。

　　而對于當下之美國,上述要素顯然均不具備。在全球主要經濟體“市場經濟”體制普適30多年后,美國的制度優勢已不明顯。而在全球一體化的當下,實體經濟虛弱的美國,很難用貿易順差來平衡自身的巨額債務。

　　美元貶值不能挽救美債危機。非但如此,美元的持續貶值,只會加速美元信用的破產,從而加大美債再發行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