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3日，美國國會參議院程序性投票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立項預案，以所謂“貨幣失衡”為借口，將操縱匯率和貿易補貼掛鉤。外界認為，美國此舉主要針對中國，旨在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
 
　　此次在匯率問題上大作文章，美國部分議員一個重要借口就是美中間巨大的貿易逆差。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進出口貿易額不斷上升，美國對中國確實存在著巨額貿易逆差，但是人民幣匯率并非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由于中美經濟的結構性差異，中國部分制造業相對競爭力強于美國，大量在美國生產成本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中國優質廉價產品在出口創匯的同時也為發達國家的低通脹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工業設備需求巨大，而美國卻長期采取雙重標準，限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及設備的出口，客觀上也加劇了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觀察美國的其他幾個重要貿易伙伴，其與實施完全浮動匯率的日本和德國也存在著不小的貿易逆差，而且呈增加態勢。由此可見，以貿易逆差為由指責中國匯率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在匯率問題上美國指責中國的理由難以成立。從1994年開始，中國匯率形成機制就在不斷改進。2005年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后，人民幣逐步升值：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匯率首次破8；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至6.8∶1，人民幣累計升值超過21%。其實，充分的證據表明，頻頻指責別國操縱匯率的美國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匯率操縱國”。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美國選擇從海外尋找“替罪羊”――通過所謂“量化寬松”等政策操縱美元匯率，使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美元儲備和美元資產大幅縮水，以化解其龐大的外債壓力。
 
　　匯率問題本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因國內政治原因，美國始終存在著一股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勢力。歷史上，美國不止一次揮舞“匯率大棒”轉移國內矛盾，上世紀80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改善了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況，打擊了當時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說：“在2005年的時候，中國開始允許人民幣升值，不應該再說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了。”如今，美國總統選舉臨近，美國一些政客再度炒作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轉移國內選民視線，將其國內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和債務危機蔓延的責任引向海外。
 
　　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再次進入“危險區域”，歐美債務危機不見起色，已經拖累新興經濟體。美國一些議員以人民幣匯率為借口向中國施壓，既不能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也無益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如果人民幣在外界壓力干預下急速升值，將打破已有的國際貿易平衡，隨著出口商品價格上漲，可能進一步推高美國等進口國的基本生活成本和通脹水平。美國共和黨領袖、眾議院議長博納也表示，試圖通過立法“懲罰”人民幣大大超過美國國會職權，是“非常危險的”。當前，全球經濟處于復雜、敏感、多變的關鍵時期，更需要穩定的國際貨幣環境。美國再次揮起“匯率大棒”，影響的不僅有中國，最終拖累的，將是本就危機四伏的世界經濟，包括美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