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希臘債務重組的預期進一步推高，意大利面臨嚴峻的償債考驗，引發全球金融市場臨時性恐慌和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障礙，導致全球經濟復蘇前景惡化，投資者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再次升溫。從表面看，歐債危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從私人部門向公共部門的延伸，其本質原因是西方國家普遍奉行的高福利與財政能力不足之間的長期矛盾。今天看來，福利國家正瀕臨失敗，無論是希臘等歐元區國家還是美國，都疲于應付不可持續的政府財政以及由此引發的眾多經濟和社會問題。
 
　　二戰后福利國家崛起
 
　　二戰結束后，很多歐洲國家進入經濟高增長階段，國家大幅降低軍隊支出，從而有更多資金滿足人們對國家的福利訴求。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約為20%，主要用于軍事、國內管理和基礎設施；革命后，社會福利一舉將政府總支出推高至GDP的46%。福利國家制度在歐洲陸續發展起來，被譽為福利國家楷模的瑞典福利國家模式，曾吸引了很多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的關注，并得到一些西方國家效仿。盡管各國的福利模式和水平不盡相同，但在一般福利社會下，公民均被賦予包括免費醫療保健、長期失業救濟、悠長的假期以及堅實的產婦和兒童保健等的各種社會和經濟權利。
 
　　政治家們發現執政地位與福利問題關系密切，高福利承諾是爭奪選票的有利工具，反對社會福利很可能會失去選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后出現石油危機引發的福利國家危機，就威脅到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民主黨的執政地位。在瑞典，社民黨為應對危機，試圖借助赤字預算來維持生產和就業卻導致大選失利，于1976年結束了連續44年的執政黨地位，上臺的以中央黨政府迫于財政困難于1980年冬提出了緊縮開支、削減福利的主張，受到民眾強烈抗議也倉促下臺。各政黨為討好選民不斷提高福利水平，加劇了福利剛性，不僅體現在福利支出日益上升，而且體現在涉及更廣的范圍和更強的力度。福利待遇的水漲船高，超出了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國家只能*借錢維持財政。
 
　　產業空心化與老齡化
 
　　隨著東亞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發展，一些發達國家逐漸呈現產業空心化、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失業率升高、國家競爭力減弱的勢態，與其社會工資、消費和福利水平的增長趨勢背道而馳。例如，歐元區的一體化使得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工資、社會福利、失業救濟等方面向高標準國家*齊，然而經濟增長水平卻沒有迎頭趕上。近年來美國醫療保險和補助花費的增長速度一直顯著高于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這些國家通過利率優惠的債務積累掩飾了生產和銷售不濟導致收入不足的真實問題，長期的矛盾導致償付能力危機，從而演變成后來的一系列流動性危機。由于各種福利開支節節攀升，這些國家的政府財政負擔過重，長期寅吃卯糧，借債度日。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通過金融和貨幣等手段達成的表面經濟繁榮可能掩蓋債務問題的負面影響。但金融危機到來時，一方面經濟增長放緩，財政收入大幅低于預期，另一方面為挽救危機實施的經濟刺激措施，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從而導致政府赤字大幅增加，國家的高債務和高赤字問題將無處藏身，浮出水面。
 
　　此外，老齡化進一步推高福利負擔。近些年來，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困境變本加厲。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歐洲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明顯走低，與福利社會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形成極端對立。更值得關注的是，西方國家已普遍邁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聯合國(微博)人口署的數據顯示，2010年日本、歐洲和美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2.7%，16.5%和13.1%，遠遠超出了7%的老齡化社會警戒線。從人口撫養比數據看，歐洲已由1950年平均8個人撫養1個老人，變成2010年平均4個人撫養1個老人，未來的2050年將面臨每2個人撫養1個老人的局面。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一方面生產性人口比重下降，降低了社會總產出，不利于儲蓄的積累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消費性人口比重增高，導致養老保障負擔日益沉重。老年人的整體健康狀況趨于下降，需要耗費龐大的醫療和護理費用，對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和政府財政支出形成巨大的資金壓力。目前，歐洲國家的養老金支出通常占這些國家財政總支出的25%。
 
　　當前，即使這些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和人口老齡化問題難以為繼，人們早已習慣于依*政府的福利項目，不愿意放棄過于優厚的待遇。結構性失業也是一些國家因幾十年來高福利而付出的慘痛代價。在歐元區，2010年西班牙的失業率已超過20%，葡萄牙、希臘、愛爾蘭的失業率分別高達12.0%，12.4%和13.6%，法國的失業率也長期位于近10%的水平。很多失業者特別是失業的年輕人，仗著有社會福利保障，對找工作產生懈怠情緒，甚至放棄尋找，轉而安心地或主動地接受失業的安排，他們應有的尊嚴和責任感消失殆盡。最近歐洲一些國家發生的動蕩充分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面對普遍的惰性思想和道德風險，各國財政調整受到來自國內的巨大阻力，歐洲社會矛盾趨于激化。希臘、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意大利等國民眾反對削減支出和提高退休年齡等財政緊縮措施，爆發了多次規模不等的抗議活動，使得一些國家幾度陷入動蕩，加大了這些國家面臨的政治風險。因此，高福利社會的弊端轉化為社會和政治問題，帶給政府的是進退兩難的抉擇。
 
　　理想的福利模式
 
　　社會福利是壟斷階級維護自身統治和緩解國內矛盾而實行的一項社會政策。反過來，體系龐大、名目繁多的各種福利補助也給福利國家政府帶來巨大壓力，歐洲福利社會歷史上曾幾度面臨挑戰。本次歐債危機的大規模爆發，打破了國際社會對歐洲福利社會的盲目崇拜，也標志著福利國家理念再次面臨挑戰。
 
　　目前許多國家采取的進一步量化寬松政策和國際社會的大規模救援措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短期策略。希臘的償付能力危機并沒有因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的巨額救助以及歐洲央行的流動性支持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為了恢復歐元區和投資者的信心，歐洲的決策者和當局者所能采取的對策已所剩不多，擴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權限以及推行歐元區債券市場的呼聲日益強烈。然而債務問題的最終解決，需要政府從勞動力市場缺乏競爭力或福利制度不可持續等結構性難題出發，尤其要針對福利國家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根本性的變革。
 
　　可持續發展的福利制度應該建立在財政可持續的基礎之上，考慮經濟實力和人口結構等社會特征，并且支持多元化的體系，即由政府、社會、企業、個人等多方參與并各自發揮貢獻的體系。福利制度的模式應該是動態的，而不是剛性的，應該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自動地調整，使其發揮正面效用。健康的福利制度不僅能夠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渡過生活、就業等難關，促進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能夠抵制不勞而獲的道德風險，鼓勵積極工作與自由競爭，促進技術創新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