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正被壓縮到一個越來越小的困境之中。面對全球失衡的大格局,巨額外儲、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房地產泡沫嚴重,資本市場不振、物價指數高位不降、就業壓力增大、貧富差距擴大所導致的社會矛盾增多,一系列險象表明,中國市場經濟這匹馬被給予的越來越少,被索求的卻越來越多。面對美國政治化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擺在中國面前的首要問題是,中國是否到了必須將“人民幣匯率”問題看成國家政治利益而非簡單經濟利益的重大歷史時刻。
 
　　像冷戰曾構成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一樣,當前的世界,無論中國是否愿意,都在事實和體系上體現為一種中美匯率對抗的世界新格局。一個是逆差霸權國,一個是最大順差國。兩者構成全球失衡的主戰場。只要這種格局長期存在,即使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接近可完全自由兌換的程度,匯率的政治化也是不可避免的。為此,中國已經到了必須借助新戰爭觀,認真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背后實際存在的政治博弈的歷史關鍵時刻,且刻不容緩、時不我待。
 
　　關于戰爭的本質,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給出著名論斷: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傳統戰爭都是政治對抗間接化的結果,相比之下,冷戰乃是無需延續而直接體現政治對壘的高級戰爭形式。不過,比冷戰形式更高級別的政治博弈乃是貨幣戰。畢竟一切戰爭的終極本質都涉及財富的轉移和再分配。貨幣戰,雖然表現形式和內容千奇百變,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匯率戰———匯率背后的政治博弈。
 
　　一直以來,中國總是力求在匯率方面做出讓步,但很少認真追問,這些讓渡是否最終可以有效滿足美國追求“美元霸權”的胃口?事實上,美國的胃口即便鯨吞世界,都始終會感到饑餓。美國政治家很少主動認為美國與別國都是人類大家庭中平等的主權國,且美國的民主文明需要確保美國公民永遠享有比其他任何國家人民都更自由、更優越和更有保障的生活,否則美國民主政治家的合法性將蕩然無存。從1971年8月15日美國尼克松總統宣布解體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匯率戰開始,美國人的胃口在匯率上從來都是饑餓的,不會因為別人的讓步而停止貪婪。歐洲填過“美國胃”,日本填過,亞洲“四小龍”也填過,但都沒有填飽。
 
　　過往,中國社會曾有一種誤解性的共識,簡單地認為匯率問題只是一種經濟學范疇的制度安排。只要保持友善的政治協調性———作出適度的利益讓步,匯率問題就不會引發國家間的根本性利益沖突。無奈,這種認知正被歷史證明是一種無異于鴕鳥的認知。中國已經到了必須從戰略利益意義上全盤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及時亮劍應對美國政治施壓的關鍵時刻。只要美國不主動放棄追求“美元霸主”的政治渴望,美國政治施壓人民幣匯率在美元弱勢時升值,強勢時貶值的政治喧鬧就會揮之不去。通過貿易逆差和匯率戰,美國已經將自己的政治神經擴張到別國機體之中,有的已滲入血液,有的則被植入央行金庫,有的剛被觸及錢袋。目前來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幸運的國家,還只是被觸到錢袋的邊緣,損失有限,但這種幸運也有限。喪失機遇的歐洲如今已無力與美元爭霸。如果不早亮劍對決美國的政治圖謀,中國一定不會再有類似的第二次機會。
 
　　不僅如此,全球匯率體制的政治化和戰爭化,儼然已是一種政治常態。在這種大環境下,中國無需再自作多情地在匯率方面向美國送大禮。為什么富裕發達國家的困境要由發展中國家的窮人來解救?國際收支失衡的根源為什么只盯住人民幣的匯率升值來改善?改善發達國家失業窘況,為什么要以人民幣匯率升值迫使中國出口小企業破產倒閉、民貸資金鏈斷裂的方式來救助?歐債危機和“占領華爾街”等事實都表明,不勞或少勞多享受才是西方社會依*玩弄政治獲利來滿足選民貪婪從而引發惡果的直接根源。
 
　　中國應該轉變觀念、解放思想,將“匯率”問題看成后冷戰時期、當代世界格局下比冷戰形式還要高級的戰爭形式,及時亮劍,打好人民幣匯率的保衛戰。為此,中國可以有效制衡美國匯率戰的利器乃是實施雙軌制的匯率新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