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對于經濟是否面臨滯脹危險的爭論，源于對滯脹性質認識上的差異。

　　滯脹不是“傳說”， 它既是資本性支出周期的特征，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技術創新周期的突出表現。作為長波周期的一個特定階段，滯脹通常會持續較長時間，這是必須面對的一個大趨勢。通常而言，推動技術進步、產業調整轉移、消除壟斷力量、降低交易費用，是走出滯脹的基本思路。

　　在傳統的理論中，將滯脹只是看作短期存貨周期調整的結果，或者是由于石油等原材料成本突然上升的沖擊所致。因此，滯脹通常是幾個季度的事情，似乎通過貨幣政策的調節，就能回避或者化解滯脹。然而，回顧經濟史，滯脹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相伴而生的，只不過在過去人們將其視為多個不同的經濟衰退和危機。具體來看，至少在20世紀全球就有三次持續較久的滯脹期。在1907年至1908年、1910年至1912年、1913年至1914年間，資本主義國家就經歷了長期的滯脹；在30年代“大蕭條”時期同樣危機重重；這兩次滯脹，最終*世界大戰這樣殘酷的戰爭方式才得以掙脫。到了70年代，特征更為明顯的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滯脹再次出現。這場危機則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得以化解。

　　為什么在長波周期中會出現滯脹？這是由于技術創新之后資本性支出遇到了產能擴張的瓶頸。每當重大的技術創新激發出了世人的廣泛需求后，就會引起一次大的資本性支出浪潮和某個獨特的、領導性的產業部門崛起。在這些主導產業擴張時期，新的資本促使投資回報的增加，進而吸引更多投資。與此同時，貨幣的數量與流通速度提高，導致了對商業有利的價格上漲。技術創新作為經濟繁榮的觸發器，會帶來一系列創新活動，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對資本、原材料、服務及新的配套產品等多方面需求的增加。這就是約瑟夫·熊彼特所發現的創新蜂聚。整個經濟中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但是，當產能擴大到一定臨界狀態后，一方面，隨著主流產品的普及，消費需求趨于穩定，新增需求降低，出現了市場約束；另一方面，隨著各種生產成本增加，利率開始上升，競爭加劇，企業利潤率下滑，投資過度與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漸尖銳。為了鼓勵投資和生產，溫和可預期的通脹遂成為許多政府的必然選擇，這在經濟中就會表現為工資和物價的螺旋式上升。例如，當電氣革命在20世紀初期引起經濟繁榮時，美國的胡佛總統高喊著“家家有輛小汽車，家家鍋里有只雞”之后，龐大的生產能力遭遇需求不足而迅速崩潰，引發了30年代的危機。70年代，當電子革命進入尾聲時，引起新一輪經濟衰退。在1972年至1973年間，美國政府采取讓美元貶值、擴大財政赤字等措施來增加就業。美國工業生產在經歷了一個短期高漲之后，也就進入了全面滯脹階段。

　　至于當前面對的全球性滯漲風險，在筆者看來，直接來自于以計算機為主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減速。2004年以后，全球計算機生產快速膨脹，截至2008年底，全球個人電腦數量達到了10億臺。這一過程只經歷了27年，如果再增加10億臺將僅需五年時間。可見，這一輪產業革命也已走到頂點，開始下滑，進入了長波周期所具有的市場約束的宿命期。在這一過程中，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降低，市場減少，失業增加，經濟更加傾向于“滯”，加上長期積累的高債務，滯脹遂合并呈現。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勞動者的工資穩步上升，雖然在短期內成為拉動需求的力量，但就長期來看，則推動了物價上漲，特別是食品價格快速上升，滯脹也不可避免。

　　“蕭條的唯一原因就是繁榮”，樂于見到繁榮的人們同樣應敢于直面蕭條。認識到滯脹是長波周期的必然階段，認識到在全球化今天的市場運行特征，才是直面滯脹，探求滯脹的緩解之道。歷史教訓告訴世人，戰爭是代價最高的解決手段，在今天絕不可取，而全球性產業結構調整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剩下比較可行的選擇，就是通過制衡國內的分利集團，改革收入分配結構，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增加創新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