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債務危機”這個詞似乎總是與發展中國家相關聯。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新一輪的債務危機又開始發作。不過這次的對象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纏上了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從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揭示了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重大缺陷。這對中國來說是值得警惕的教訓。

　　上世紀七十年代，拉美一些國家經歷了一段經濟高速發展。由于經濟發展對資金有巨大需求，在內資不足的情況下，一些拉美國家開始大肆舉債，企圖借用外資在短期內實現現代化。從1976～1981年，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迅速增長，1981年外債總額積累達5550億美元，到1986年底更是突破了1萬億美元。負債最嚴重的包括拉丁美洲地區諸國，約為全部債務的1/3，其次為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區。1985年這些國家的負債率高達223%。

　　1982年8月，墨西哥因外匯儲備已下降至危險線以下，無法償還到期的公共外債本息，不得不宣布無限期關閉全部匯兌市場，暫停償付外債，并把國內金融機構中的外匯存款一律轉換為本國貨幣。墨西哥的私人財團也趁機紛紛宣布推遲還債。繼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秘魯和智利等國也相繼發生還債困難，紛紛宣布終止或推遲償還外債。這就是當時震撼世界金融業的拉美債務危機。

　　債務危機對拉美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和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大量資金流向國外，國際收支更趨惡化，資本貨、能源和原材料的進口大幅度下降，經濟發展速度嚴重受挫，通脹率猛升。整個80年代，拉美地區的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1%，個別年份甚至出現負增長，工業產值年增長率只有0.5%，人均收入下降10%，除個別年份外，通脹率一直保持三位數，1990年甚至高達1491.5%。拉美債務國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是整整“停滯的十年”或“失去的十年”。

　　時過境遷，在拉美債務危機爆發不到30年的時間后，債務危機的陰影開始再次籠罩全球，不過這次的主角卻換成了一向號稱信用好、償債能力強的發達國家。2007年，美國出現了次級債務危機，并很快蔓延到其他國家，釀成了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歐美發達經濟體推出了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這些國家公共開支劇增的同時，卻面臨著稅收銳減的窘境，導致公共債務不斷上升。

　　自2007年年底以來，發達國家的債務占GDP的比重已飆升了近21個百分點。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和拉動經濟復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僅在2010年就舉債上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世界著名的評級機構穆迪的一項研究發現，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債務將增加約15.3萬億美元，其中八成來自西方七國集團。IMF則警告，G20中的發達經濟體到2014年的政府債務水平可能達到GDP的118%。

　　金融危機后首遭主權債務評級下調的國家是冰島。2008年10月，冰島主權債務問題浮出水面，其后是中東國家，由于救助及時未釀成較大的國際金融動蕩。2009年12月，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宣布，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貸評級下調一檔，從“A-”降為“BBB+”。其他幾家評級機構迅速跟進，也將希臘的主權債務評級做了相應地下調。2010年4月標普更將希臘主權債務評級降至“垃圾級”，債務危機進一步升級。除了希臘外，歐洲的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債臺高筑，危機四伏。

　　如果說希臘等“歐豬五國(PIIGS)”尚屬于“二線”發達國家的話，那么法國、日本、美國等“一線”發達國家卷入債務危機，就無疑向世界經濟扔了一顆“重磅炸彈”。由于受到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2009年和2010年法國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大大超過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上限。令人擔心的是，法國經濟增長乏力，其自身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高達84.5%，恐怕很難為救助其他歐元區國家繼續提供救助。

　　經歷了大地震的日本也在劫難逃。由于災后重建等特殊原因，日本政府的債務規模確實很大，占GDP兩倍多，在發達國家中最高。日本在2009年、2012年以及2016年，其公共債務相對于其名義GDP的占比數分別為217%、232%、277%。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掌握的數據，日本正陷入1875年以來最嚴峻的債務危機。根據日本財務省于2月份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的國家債務余額已高達919萬億日元，比去年9月公布的數據增加約10萬億，日本國民的人均債務負擔已增至721萬日元。IMF預測，日本如果以現有的債務增加速度持續下去，2016年的公共債務率將高達277%，日本將成為發達國家歷史上財政狀況最惡化的國家。

　　在發達國家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之際，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美國也未能幸免。次債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舉債度日成為家常便飯，國債紀錄屢創新高。截至2010年年底，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一舉突破14萬億美元。到今年5月，美國國債觸頂，開創了14.2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目前，美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近10%，國債總額占GDP比重約100%，均為二戰后最高水平。即使在兩黨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標準普爾也無所顧忌地將美國主權債務的評級史無前例地從3A最高級別下調到AA+。一石激起千層浪，全球金融市場頓時劇烈動蕩，股市更是跌聲一片，令世人普遍擔心世界會否陷入新一輪的金融危機之中。

　　發達國家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不僅是國家信用蒙受巨大的損害，其實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所積累的矛盾和發展方式扭曲所結下的惡果。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就席卷西方各國，這種思潮主張政府應該盡量少干預市場，主張大力減稅。比如近十年來，美國政府多次推出大規模減稅政策，大大縮減了政府的收入來源。與此同時，出于反恐和全球戰略需要的軍費開支出現了迅速增長。

　　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和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發達國家的財政不堪重負。許多發達國家都奉行高福利的社會經濟政策，執政者出于選舉需要，不敢對經濟和社會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依舊維持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這就造成了財政上的入不敷出，多年來*舉債度日。即使是福利保障水平較低的美國，近些年來也大力推行全民醫保計劃，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費用的增長速度一直高于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到2009年，美國聯邦財政支出中醫療衛生項目總額為7963億美元，相當于GDP的5.6%。

　　發達國家債務危機也是對長期奉行“消費主義至上”理念的一次沉重打擊。美國歷來鼓勵民眾多消費，少儲蓄。有資料顯示，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進入新世紀后，則開始超過70%。金融危機爆發前甚至高達80%多。而全國凈儲蓄率則從上世紀80年代的9%左右一直下降到目前的負儲蓄。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發達國家的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則是導致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其中也包含了上千億美元的減稅措施。在美國債務危機爆發后，第三輪的量化寬松政策蓄勢待發，隨時都有出臺的可能。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發達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完全是咎由自取，是過度消費、盲目減稅、片面追求高福利所導致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的必然結果。在經濟增長乏力，稅收來源減少而財政支出猛增的情況下，債務危機遲早都會爆發。

　　對中國而言，雖然目前尚無債務危機之憂，但卻需要防范風險的遠慮。在中國，主權債務規模相對來說并不太大。1981年我國恢復發行國債，當年的國債發行量僅為48.66億元。目前，我國的國債余額總量約為10萬億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60%的安全標準。另一方面，我國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近些年都保持在20%以上的高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將在很長的時期內不存在著主權債務危機的問題。

　　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卻要嚴重得多，而且危害性不可小覷。根據有關數據，目前我國地方債務的總規模大約為10.7萬億，如果加上國債余額，那么中國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就將翻一番，達到約50%，接近警戒線水平。更令人擔心的是，一些地方的債務負擔十分沉重，負債率超過60%甚至100%的也不鮮見。在一系列緊縮政策的打壓下，地方政府資金來源不足，償債能力下降，違約風險大大增加。

　　所以，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債務危機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主要的債務風險不是來自主權債務，而更有可能來自地方債務。當然，地方債務風險必然會對主權債務信用產生直接影響，也正是由于地方債務風險較大，國際評級巨頭沒有一家將中國的主權債務評級為AAA級。相反，他們不斷提示中國地方債務可能誘發的經濟風險。

　　另外，在中國的外債結構中，短期外債的急劇上升也對主權債務的安全形成了一定的隱患。短期外債是從境外借入的所有約定期限在一年以內的短期債務資金。按照國際標準，短期外債占比的警戒線是25%。根據國家外匯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國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4116.5億美元，占外債余額的70.25%，占比連續八個季度上升，創下歷史新高。雖然短期外債中貿易信貸和貿易融資占大部分，但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大量的套利資金急劇膨脹，也會對我國的金融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脅。

　　因此，對中國而言，目前應將地方債務風險的防范與治理作為當前的頭等大事來抓，同時努力在人民幣匯率改革上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面對新一輪金融動蕩的沖擊，只有練好內功，消除各種影響經濟穩定發展的隱患，才能將發達國家債務危機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