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雙雙發出警告，警示全球經濟很可能進入了“新危險期”。上周以來，歐債危機繼續蔓延發酵，資本市場巨幅震蕩引發的金融風險“漣漪效應”正沖擊國際金融體系，國際經濟惡化程度遠超預期，加大了人們對全球經濟再次衰退的恐慌。這一切似乎都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集中顯現，全球經濟是否陷入“二次衰退”呢？事實上，我們從未真正從三年前的經濟衰退中走出來。如果以GDP水平衡量，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全球前六大高收入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產出超過2008年危機前的水平。
 
　　盡管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普遍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并實施大規模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但與之相背離的是，跌跌撞撞的復蘇過程卻是20世紀30年代那場經濟災難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復蘇——真實就業率持續下滑，經濟復蘇艱難，全球制造業PMI指數降至兩年來低谷。8月美國失業率維持在9.1%的高位，非農就業崗位增長規模為零，遠低于預期的增加6-8萬人，為1945年以來首次非農就業零增長，這也成為資本市場劇烈動蕩的導火索，然而令市場悲觀的數據遠不止這些。
 
　　美國二季度GDP增長率下調后只有1%的增長，大大低于2010年第四季度的3.1%(2010年以來的五個季度，美國GDP增長率分別為3.7%、1.7%、2.6%、3.1%、1.8%)。歐洲經濟復蘇幾乎陷入停滯，歐元區第二季度經濟環比增長0.2%，其中德國經濟環比增長0.1%。日本第二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環比下降0.3%，這意味著日本已經連續三個季度出現負增長，陷入技術性衰退。而在以出口驅動型增長為主的新興經濟體方面，由于高通脹壓力以及外部需求萎縮的沖擊，盡管經濟增速仍遠高于發達經濟體，但也開始出現放緩勢頭。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印度調降本財年經濟增速為8.2%，而巴西一季度4.2%的增幅也遠不及去年7.5%的增長。
 
　　全球制造業也集體遇冷。受新訂單收縮和工業生產疲弱影響，8月份美國制造業PMI指數比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為兩年以來新低。日元升值效應進一步顯現，日本制造業活動增速放緩，制造業PMI指數比上月回落了0.2個百分點。德國制造業增長大幅放緩嚴重拖累歐元區制造業，歐元區PMI指數比上月下降1.4個百分點，兩年以來首次低于50榮枯分界線，全球供給增長開始失速。
 
　　更為嚴峻的是，近期歐洲銀行業危機開始浮出水面，銀行體系流動性枯竭和融資困境不僅破壞了金融部門救助歐債危機的能力，也可能導致私人債權人參與救助計劃流產。主權債務危機與銀行業惡化之間形成的連鎖反應讓新一輪金融海嘯的腳步正在迫近。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風險加大，債務危機不斷升級，QE3蓄勢待發，政策沖突引發的貨幣大戰已經開始。歐美債務危機以及經濟增長遭遇逆風導致歐元、美元競爭性貶值，而日元、澳元、人民幣、新加坡元、韓元等兌美元匯率創出數年來新高。強勢貨幣不僅對這些高度依賴資源出口和制造業出口的國家影響極大，也造成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壓力。
 
　　為應對“強貨幣”對“弱經濟”的沖擊，近日日本將新成立總額1000億美元的“應對日元升值緊急基金”，新首相也表示將不惜一切代價入市干預。除日本央行外，新加坡銀行、泰國央行、韓國央行、澳洲央行也開始醞釀或在必要時準備干預匯市。全球未來貨幣干預加強，很可能觸發全球范圍內的“貨幣貶值競賽”。這不僅擾亂了全球貨幣秩序，使各國貨幣政策博弈更趨復雜，也導致主導匯率信號發生扭曲，引起全球金融動蕩，進而擾亂全球貿易關系加劇貿易摩擦，使得全球經濟復蘇更加艱難。
 
　　由于對二次經濟刺激的預期普遍升溫，甚至連貨幣收緊的新興經濟體也有政策立場轉向的苗頭。巴西出人意料降息，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大有跟進的意愿，這情景似乎與三年前的市場恐慌和政策恐慌如出一轍。各國的決策者需要認真的反思和警醒——為應對金融危機，擺脫經濟低迷，“量化寬松”政策和財政刺激的逆勢擴張，似乎更符合擺脫危機的需要。
 
　　然而無論是凱恩斯式的財政政策，還是非傳統的貨幣政策都是周期性政策，而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是經濟全球化以來的一次結構性大危機，是發達國家長期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債務問題，是美元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下儲蓄國與消費國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因此，僅僅通過反周期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非但不會有任何實質性效果，反而由于這些不計成本的救市政策給經濟帶來非常大的負面效應。
 
　　事實證明，當前的經濟困境恰恰就是2008年以來反危機政策的后遺癥的集中顯現。美國第二輪刺激政策退出后的經濟失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量化寬松政策及其各國之間的政策沖突而引發的貨幣戰爭輪番上演，這恐怕不能歸咎于經濟復蘇和金融市場恢復“過慢”，“失當”的財政與“失控”的貨幣才是制造一場新危機的“元兇”。如何避免危機不斷的周而復始，需要各國政府重新審視應對危機的治理機制和政策，各國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刺激，而是一場漫長而非常痛苦的經濟結構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