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丹之死，標志著美國反恐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至少可以被塑造成如此。現在，已經到了回顧與反思“9·11”后美國大中東戰略的時候了。
 
　　縱觀美國十年來在大中東地區的“資產負債表”，很難用“成功”或“失敗”二字簡單下定論。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十年來，美國打散了基地組織，打殘了塔利班，推翻了薩達姆，極力遏制伊朗，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是美國成功的一面；另一方面，到了今天，基地組織雖受重創但并未消亡，美國卻被迫要在付出巨大代價后撤出伊拉克，阿富汗局勢大定也遙遙無期，更不用說“楔入中亞遏制中俄”了，而伊朗的相對實力卻在美國的遏制下悄然崛起。
 
　　造成今天復雜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的“三心二意”。美國并未像布什的特別國情咨文一樣，僅僅為了反恐打這場戰爭，而是懷有多重目的。美國固然試圖削弱乃至消滅恐怖主義勢力；但是美國也謀求地緣戰略目標：進駐中亞和中東，威懾潛在競爭對手；美國還謀求意識形態目標：限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推動大中東地區建立西式民主。正因目標過多，美國才沒有完成所有計劃，并遭遇了局部失敗。
 
　　當然，正如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里說的那樣，美國在中東只是“受傷”，還沒有到“殘廢”的地步。我們應當客觀評估美國十年來在中東的損益，觀察其下一步行動。
 
　　在反恐戰爭初期，美國執行的是“單邊主義”的對外政策。
 
　　長久以來，阿富汗作為東亞、中亞、西亞與南亞的“接合部”，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作為歐亞大陸的“腹地”，阿富汗的地緣位置非常重要。“9·11”之后，美國借打擊塔利班政權，試圖楔入這一地區。而伊拉克作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國家，同時是重要的產油國，其在世界石油格局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占領了阿富汗，就可以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打入一顆釘子，遏阻俄羅斯南下、中國西進的步伐；占領了伊拉克，可以威懾整個中東地區，也向中東地區輸出西式民主。
 
　　現在披露的一些信息表明，在整個2002年，布什考慮的唯一問題就是攻打伊拉克。美國的政策初衷本是盡量減少美國在戰后重建和社會穩定中的義務。但結果正好相反：因為戰后沒有實現基本的社會穩定和政治建設，美國被迫花了大量的資源繼續留駐伊拉克。結果是，伊拉克戰后安全形勢堪憂，在戰后死亡的美軍士兵人數遠遠超過戰爭期間。而且，美國最想削弱的對手——伊朗，反倒利用了戰后伊拉克的政治真空，在伊拉克建立了龐大的勢力。這顯然是美國不愿看到的。
 
　　當然，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存在也起到了對美國來說正面的作用。首先，目前的伊拉克局勢雖遠未平息，但相比幾年前還是大有改進。其次，美國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阿拉伯復興運動，使得敘利亞和利比亞的反美態度大幅轉向。這個作用在今天看來尤為明顯——卸下了“阿拉伯復興”的大旗，喪失了“反抗外來侵略”的外部張力，敘利亞與利比亞政權的內部矛盾開始凸現，并最終在今年爆發。
 
　　視線再轉向阿富汗。美國在阿富汗的關鍵問題在于，較少的投入與過大的目標不成比例。駐阿美軍經常抱怨，兩個戰場的軍力分配不均衡，向伊拉克投入較多，向阿富汗投入相對少。特別是在2007年，布什違背了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既定政策，向伊拉克一下子投入了大量兵力，正如當時美國軍方所說，“在伊拉克行我所愿，在阿富汗行我所能”。
 
　　回想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初期的做法，應當承認，美國的戰略是成功的。美國依*阿富汗當地武裝進行地面作戰，美軍只提供技術和訓練等，從而僅以較小的代價，打贏了阿富汗戰爭，推翻了塔利班政權，驅散了基地組織的中樞。不妨假設，如果美國在阿富汗戰后也采取類似策略，按照阿富汗人的習慣，廣泛依*部族力量，讓阿富汗人自己決定國家建設；與此同時，謹慎處理與中、俄的大國關系，在得手之后的較短時間內撤出，那么也許能以較小的代價獲得勝利。
 
　　但是，事實卻是，美國希望按照西方模式，自上而下地打造一個強有力的、民主的中央政府。這引發了反作用。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部族勢力，從維護本民族與各自部族生存的角度出發，或明或暗地支持那些與他們同屬普什圖族的塔利班武裝。這使得阿富汗戰后的安全形勢復雜化。其結果是，盡管美國一直處于攻勢，也取得了可以稱之為豐碩的戰果，但美國支持下的卡爾扎伊中央政權很難控制廣大的阿富汗國土，卡爾扎伊也背上了“喀布爾市長”的稱號。
 
　　美國的行動還導致阿富汗戰場擴散到了巴基斯坦。2009年以來，“巴基斯坦塔利班”勢力大增，成為反對美國及其巴基斯坦盟友的一股重要力量。不過，目前看來，這支力量與阿富汗塔利班并無過多關聯，與恐怖主義更是不相干。這可以說是美國及其盟友“制造”出來的敵人了。
 
　　在外交上，美國試圖以阿富汗為中心，將其勢力范圍輻射到整個中亞。標志性事件就是美國在中國鄰國吉爾吉斯斯坦設立軍事基地。這曾引起了中國和俄羅斯國內“狼來了”的一片驚呼。事實證明，美國的“貪多”導致了“消化不良”，到現在為止并未實現其立足中亞的戰略目標。
 
　　奧巴馬上臺后，試圖挽救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的頹勢。但是，其初期采取的措施卻與布什相同——向伊拉克大規模增兵4.5萬人。不過，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從2010年7月起，美國開始從伊拉克撤軍，集中用兵于阿富汗。幾乎與此同時，美國推出了新的軍事戰略，摒棄了原有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戰略。這宣告了美國終于開始從中東實施戰略撤退。
 
　　與此同時，布什版的“大中東民主計劃”也暫時被擱置。以奧巴馬2009年開羅演講為轉折點，美國在中東民主問題上的政策轉向，由以前的強力推動轉變為鼓勵中東內部出現變革。值得玩味的是，正是在美國實際上放棄了“大中東民主計劃”后，中東多國出現了政治變革。
 
　　遙想“9·11”以前，小布什上臺之初，美國曾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當時的中國人曾經疑慮東亞將會成為美國的軍事戰略重心。“9·11”以來，美國以反恐戰爭為契機，將資源轉向大中東地區。十年以來，美國有所得，也有所失。現在，世界都在關注，美國在撤出伊拉克后，其戰略重心會不會重新“東移”，這是“9·11”十周年之際最重要的戰略議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