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12月份交割的黃金期貨收盤價為280美元/盎司;2011年9月6日,在創下1922美元的歷史新高后,黃金當日收盤價為1873美元/盎司。十年間,黃金的價格上漲了669%。 震驚世界的“9·11”事件改變了美國,也幾乎改變了全世界,包括黃金的價格。 “9·11”之前的世界,站在新千年第一個十年門檻上的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一騎絕塵,美元在國際支付體系中擔當絕對“主角”。十年后的今天,我們面對的世界是:黃金在漲,歐元處于分崩離析的邊緣,或許最為重要的是,美元正在長期走低,全世界對美元國際儲備地位的信心在動搖。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指出,布雷頓森林體系破滅后,與黃金脫鉤的美元得以自由地吹脹,幾十年來,世界紙面財富總量增加速度高于實際財富增長的數十倍。 如今,地緣政治的動蕩、全球金融危機后遺癥、歐美債務危機,甚至還要包括“9·11”以后美國耗資巨大的反恐戰爭等綜合因素,刺破了長期以來美元主導下濫發“紙幣”的泡沫,尋求價值之“錨”的各國央行和投資者抓住了黃金。于是,具其天然貨幣屬性的黃金登場表演了。 黃金既是商品也是金融品,還是政治品。歸根到底,黃金本輪的上漲,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坍塌后國際貨幣體系核心的儲備貨幣制度“病兆”的體現。 黃金價格是一種貨幣現象 分析人類開采黃金并用作貨幣的歷史,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黃金是人類迄今為止找到的最好的衡量和儲藏財富的“貨幣”;二是全球處于和平穩定發展時候,黃金價格就處于低位,甚至被人淡忘,但當全球局勢動蕩、危機四伏時,黃金的價格就會飆升。 在人類歷史上,嘗試了各種貨幣形式,黃金是最好的衡量和儲藏財富的方法。 “土地當然有價值,用貨幣的形式衡量總是往上走,但是,土地的權力可能被沒收,或者丟失。房屋可以儲存價值,但是,房屋不能被運輸,建筑材料隨著時間也會受侵蝕。股票和債券可以產生可觀的回報,但是,也有可能丟掉一個人的積蓄。”在華爾街從業多年的基金經理陸旻說。 根據陸旻的測算,一個古羅馬的參議員,每年的收入相當于86盎司黃金,和今天發達國家一個中等收入家庭平均收入很相近。在倫敦的街頭,今天1盎司黃金所能買到的面包,和1890年的倫敦買到的數量是一樣的。這說明了黃金很好的財富儲存功能。 黃金的價值是恒定的,但黃金的價格卻是波動的,其波動與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緊密相關。黃金價格的上漲,不能簡單用普通大宗商品通用的供給需求的框架來進行分析。黃金的價格更多的是由貨幣價值和貨幣政策來決定的。 在“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主導世界之時,“金本位”下與黃金掛鉤的英鎊便成為世界貨幣,黃金的價格也相對穩定。二次大戰以后,擁有全球75%黃金儲備的美國成為了全球的新霸主,并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與黃金掛鉤的美元主導全球的全球貨幣體系。 1968年后,美國陷入12年經濟滯脹時期,美元危機頻發,1973年爆發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相伴高居不下的通脹水平,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無法支撐日益濫發的美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塌。此后,金價經歷了大約十年的上漲期,直到1980年抵達巔峰。這也是黃金本輪上漲前最大的一輪牛市。 黃金上一波漲幅頂點出現在1980年也值得一說。上世紀70年代美國與前蘇聯爭霸全球正酣,前蘇聯處于攻勢,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與前蘇聯的競爭并無優勢。 1980年代以后,里根開始上臺執政,用“星球大戰”計劃拖垮了前蘇聯,隨著前蘇聯解體,美國真正獲得了獨霸世界的地位,世界政治新格局開始形成,金價開始了漫漫熊途。在1980年至2000年長達20年的時間里,金價掉頭,一路下行。1999年8月25日的金價為每盎司252.55美元,處于這20年來的最低點,而當時美國的國力也是如日中天,美國人正滿懷自信期待下一個新世紀的到來。 新一輪黃金牛市始自2001年“9·11”事件,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牛氣尤甚,如今歐美債務危機更將其漲勢推向高潮。 “黃金價格是一種貨幣現象,尤其是美元的現象。”陸旻分析說,以美元計價的黃金價格實際上是兩種貨幣的比率。假設黃金的價值在過去幾年中是基本穩定的(因為它千年來都很穩定),可以計算出美元數量對黃金價格的影響。如果美元的數量增加一倍,美元價值應該減半,黃金價格應增加一倍。 在金融危機危機前2008年6月,美國的基礎貨幣加上儲備銀行信貸有1.7萬億美元。到2010年6月,已接近翻了一番,達到3.3萬億美元。照此測算,全球的金價在2010年就應該達到2000美元左右。 美國外交政策的學術權威、歷史學家弗朗西斯·加文在《黃金、美元與權力》中寫道,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可以看成是一個分水嶺,此前的美元是張揚的政治工具,而此后的美元則潤物細無聲,它暗中把持著一切。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國獲取了最大的利益,美元對世界市場的控制力不僅沒減弱,反而加強了,由于擺脫了黃金的束縛,它得以自由地吹脹,幾十年來,世界紙面財富總量增加速度高于實際財富增長的數十倍,而兩者的落差,基本被美國所收獲。 “亂世藏金”是中國的一句老話。每逢亂世,重返“金本位制”的呼聲必隆,而人們持金保值避險的愿望愈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塌的原因正是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無法支撐日益濫發的美元。面對怎一個“亂”字了得的全球債務危機和前景莫測的世界經濟,手里握有黃金,既能回避經濟的不確定性風險,又能實現投資的保值增值,黃金成為各國央行和投資者的“避風港”。 “特里芬”難題與“美元”陷阱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滕泰表示,對于黃金的判斷,其實并不是基于它的商品屬性,說它的內在價值值多少錢,也不是中東、北非的動蕩,或者是歐元、美元衰退,經濟短期因素所決定的,它是基于對長期的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一種判斷。 早在2005年滕泰就撰文認為,人民幣和黃金是全球最有升值潛力的資產。那時候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是1:8.3,黃金是400美元/盎司,現在看黃金已經漲了基本上快5倍了。 “為什么這么看呢?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理念沒有變過,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有嚴重缺陷的國際貨幣體系,無論是美元還是歐元,都有一個沒法解決的內在矛盾,這個矛盾就是70年代發明的一個詞,叫做‘特里芬’難題。” 滕泰解釋說,因為沒有一個法定的世界貨幣,也沒有一個世界的中央銀行,人們用一個主權國家的國別貨幣來作為國際貨幣進行交易,這就形成“特里芬難題”的根源。 比如說美元,如果美元發行的不夠多,國際貿易就缺少支付的手段,沒有貨幣結算經濟就會萎縮;反之,如果美國濫發貨幣它就會造成大量的赤字,最后一定會貶值。所以到底它濫發還是不濫發,這個矛盾解決不了。 “原本‘特里芬難題’只是針對美元的,但是歐元產生以后,歐元變成國際貨幣,歐元就也會面臨這個問題:如果歐元濫發,那么歐元就會貶值不值錢,如果歐元不濫發,國際貿易結算的貨幣就不夠。所以說這種國際貨幣體系,就決定了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如果它扮演國際貨幣的角色,肯定經歷一個上升期,這個上升期好比從2000年到2008年的歐元———各國都在增持歐元的時候,這個時候它就漲了,過了這個上升期以后,它肯定會處于一個長期的貶值。” 滕泰認為,在嚴重缺陷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歐元等國別貨幣作為國際貨幣進行交易,必然形成大量赤字和長期貶值,在此背景下,黃金的上漲就成為必然的、不可逆轉的長期局勢。 黃金的飆升,歐元的動蕩,美元的長期貶值趨勢,還使包括中國在內擁有巨量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美元陷阱”。 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2009年發表的《中國的美元陷阱》中,描述了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的困境:中國已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其中70%為美元資產。如果在外匯儲備資產中繼續維持或增加美國國債,那么會面臨美元對一籃子貨幣貶值或美國出現通脹的風險,這無疑是中國所擔心的;但由于中國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國選擇實行外匯儲備多元化,拋售美元,必然導致美元迅速貶值,那么馬上就將面臨資本損失。 其實,何嘗是中國,所有擁有將美元作為主要外匯儲備資產的國家都存在“美元陷阱”的問題。 于是,全球各國的央行紛紛加大了黃金的儲備增持力度。 誰能充當“世界貨幣” 數據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元不再擁有過去的影響力。今年第一季度末,世界各國央行儲備中美元的比重已經下滑至60.7%,去年同期為61.8%。從過去十年來看,這種趨勢顯露無遺。2001年,美元占央行儲備的比重為71%。每年只有些許下降。但時間久了就積少成多。一旦美元占央行儲備比重跌破50%,就可以正式宣告其儲備貨幣的時代終結。 美元正在喪失主導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于誰將取而代之卻幾乎沒有共識。黃金,人民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準貨幣──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還是人們尚未想到的其他貨幣? 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余永定表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浮動匯率取代了固定匯率,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必要性減少,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減少,與此同時又出現了貿易項目的自由化,外匯資產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得到,而不一定要通過貿易順差。對一個國家來講,外匯儲備根本不是問題,隨時可以在市場上得到,關鍵是你國家的信譽,如果信譽好,那你肯定能從國際金融市場上借到錢,所以需要對美國形成貿易順差。所以,在相當一段長時間內,盡管出現不少次金融危機,沒有體系的體系,也就是“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運行是正常的,全球經濟的急劇發展就是在一種沒有體系的體系下發展起來的。 “但九十年代后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增加,全球不平衡問題愈演愈烈,美國只有在克林頓執政期有一年的貿易順差,剩下全是逆差。全球不平衡就形成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04年之后超過了5%,在06年是6%,每年這么多,加起來就變成了存量。美國凈債務占GDP的比例越來越高,所謂越來越高也就是45%左右。” 這種情況會導致出現什么問題?余永定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外債占GDP的比例越來越高,那么投資者必然要懷疑這個國家是否有能力償還外債,這種事情遲早要發生。” 在余永定看來,國際貨幣體系有固有的缺陷,這種固有缺陷遲早會導致一系列的結果。具體來講,全球不平衡遲早會導致美元崩潰,這還是特里芬難題。另外,全球不平衡不是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它助長了金融泡沫的膨脹,而金融泡沫本身遲早是要崩潰的。 “國際貨幣體系是全球不平衡的必要條件。全球不平衡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一個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這樣,全球不平衡是發生不了的,而這些因素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前提,發生金融危機后,回過頭來就必須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修正。” 在矯正國際貨幣體系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認為,全球貨幣體系改革應該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儲備資產的積累必須和儲備貨幣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相分離;第二,對經常項目順差國必須有所約束;第三,應該提供一個比美元更為穩定的國際價值貯存載體。 為了解決上述三個問題,斯蒂格利茨認為,一個最為現實的方法是大量增加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 )的發放。由于SDR的價值由一籃子貨幣決定,當籃子中各貨幣的匯率發生相對變化(如美元兌其他貨幣貶值)時,其價格肯定比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相對價格)更為穩定。他認為,每年增發2000億美元的SDR,無需美國維持經常項目逆差,應該能夠滿足全球經濟對儲備貨幣積累的需求。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則提出的世界貨幣概念,他的構想在擴大SDR貨幣籃子的基礎上創造世界貨幣,使儲備貨幣同儲備貨幣國的國內政策相脫離。 在余永定看來,周小川建議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因而在國際上得到巨大關注和積極評價。 被動增持黃金儲備的各國央行 今年8月份,哈薩克斯坦央行宣布將悉數買入國內生產黃金,以補充儲備。委內瑞拉則計劃將國內黃金產業國有化,由政府負責開采和提煉黃金,旨在讓國家接管黃金生產并擴大國際儲備。韓國央行13年來首次買進25噸黃金,以減輕對美元的依賴。 另外,歐洲議會下屬經濟和貨幣事務委員會日前也前所未有地一致同意,允許結算所按照《歐洲市場基礎作業監理改革提案》的規定,接受黃金作為抵押品。 世界黃金協會8月份報告公布了全球的15大黃金持有者,中國以1161.6噸黃金持有量位居第七,價值約合676.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比例的1.6%。 報告顯示,包括央行、國際機構、政府或地區在內的15大黃金持有者總持有量約為3.7萬噸,占全球黃金儲備約16.5%。其中,美國的黃金持有量為8965.6噸,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黃金持有者,緊隨其后的是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黃金持有量分別為3747.9噸、3101噸。 “一個國家通常有幾大儲備:外匯、軍火、糧食、石油和黃金。我覺得黃金儲備是其他儲備不能替代的。世界上有的國家很重視黃金儲備,比如利比亞,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排名在全球來說,應該在100名開外,可是它的黃金儲備量排名卻是第25位,卡扎菲政權的所有外匯資產被美國政府凍結之后為什么還能堅持兩個月?原因就在于它相對豐厚的黃金儲備。”中國黃金協會副會長張炳南說。 國際儲備中黃金所占比例不到10%的央行,均具備增持黃金頭寸的動機。目前黃金在新興市場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約2%,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0%。與之相比,美國黃金儲備的總量達到8000余噸,占外匯儲備的比重高達76%,歐洲國家黃金儲備的占比多數達到40%以上。 中國因素對黃金價格走勢的影響也備受市場關注。這個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中國不斷調整提升黃金儲備,2001年從394噸上升到了500噸,2003年又調增至600噸。2009年,中國政府透露黃金儲備1054噸,震驚了整個黃金市場。中國外匯儲備高達2萬億美元以上,但黃金儲備占外匯比重的比例僅1.6%,市場猜測中國政府將持續購入黃金。從歷史看,一個擁有全球影響力大國的崛起,其黃金擁有量也會大幅增加。 張炳南介紹說,過去十年歐洲央行年均售金達400噸,但在去年開始凈買入,買入了78噸。截至2011年上半年,歐洲央行凈買入黃金量是去年全年買入總量的2倍。“今年上半年,半年的時候各國銀行凈買入黃金的數量比去年全年的總和還要多。” 各國央行對黃金的增持,黃金價格的不斷上漲也催促人們反思。有學者認為,對黃金的大筆投資與其說是一種理性行為,不如說是一種感性沖動。因為它最終植根于對一種實用性很小、開采成本很高、永不生息的金屬的懷念。 “股神”巴菲特據稱買過白銀,曾投資中石油(9.73,-0.08,-0.82%),卻一直未碰黃金。他認為,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已經開采的黃金堆起來,也就是一個不大的金屬塊。按照目前的金價,這個金屬塊可以換全部的美國耕地,再加10個埃克森美孚,再加上1萬億美元現金。“你愿意選哪一個?誰能產生更多價值?” 經濟學家胡組六則認為,黃金價格的飛漲,全球貨幣體系不穩,其癥結還是長期以來發達國家高債務、低成長、低利率與定量寬松的結果。目前發生在美國、英國與歐元區的現象簡直就是日本經驗的重演。日本之所以日本化,主要原因不在于日本的消費者、企業甚至銀行業,而是在于日本政府的低能和日本結構與宏觀政策的無效。西方是否正在不可逆轉地朝日本化的方向漸行漸近?答案就在美國與歐洲政治領導人的手中。中國則需要練好內功,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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